十一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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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婆
水水是平江县人，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戏唱得好，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啧啧啧。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只是一生了雄狮，就落下了腰疾，嗓子也破了塌了，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漏出来。她从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脸上黑花花的，大襟扣没什么时候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一个匆忙起床的样子。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找猪菜，筛糠米，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不必在暗淡的日子里来一点特别。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好几次，她出门捞猪食，胯骨两边甩，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沙哑着嗓子“呵嗬呵嗬”地赶菜园里的鸡，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待人接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答答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基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入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把头巾扯下来。她又说她的头冷，不戴头巾是不行的，再把头巾戴上去。
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问起了水水。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你没听说过她？你真的没有听说过她？……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也很为我可惜。他们说，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包围，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一段，乡下买福利彩票，买运动会彩票，买疯了，镇街一片萧条，百货无人问津，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生产还如何搞？生意还做不做？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比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萃，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他根本不会得到具体的指示，梦婆从来不会这样轻易将天机示人的。水水看了他一眼，只是指了指墙上一幅太阳出山的图画。编辑当然是机灵人，心领神会，回来之后立即想到了东方红，立即按《东方红》歌曲的第一句简谱｜5562｜，填写了自己的彩票号码。他没有料到，几天之后，结果公布，他差点晕了过去：中奖号码是1162！
财运与他擦肩而过!
他一点也不委屈，振振有辞地说，这不能怪那个水水，只能怪他理解有误。他太愚蠢了，太愚蠢了！他居然忘了《东方红》第一句只是“东方红”，第二句才是“太阳升”么——其简谱刚好是｜1162｜么!
他给我这样说的时候，黑着脸一个劲长吁短叹。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不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入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又崇拜（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的矛盾态度。
“梦婆”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
“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语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英语中表示“疯子”的用词之一是lunatic,源于词根luna,即“月亮”。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当然已经接近了梦。读者一定还记得，水水的精神病态，确实是每每发生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也许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也许月光是精神病（梦婆的第一义）和神明（梦婆的第二义）天然的诱因。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行止如诗如梦，已经徘徊在凡间俗世的边缘，具有了心智超常的趋向。
这样说来，一切精神病院，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
同理，一切神学院，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有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拨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觉得它是个忘本的家伙。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蹄声从月光深处潜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做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呼哧呼哧喘着气的大嘴，差一点要舔到你的脸上来。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三枪却没打到要害。黄皮钩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嚎着蹿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为什么本义朝它举枪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前制止？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胸脯排骨突出，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目光也十分黯淡。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话。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黄皮，你不认识我了？”
它呆呆地看着我。
“我是你的主人，不记得了？”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再次看我一眼，夹着尾巴掉头而去。
黄茅瘴
我在马桥的时候，兆青多次告诉我不要大清早爬山上岭，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他还指给我看，山间的一种蓝色氤氲，如丝如带，若现若隐，悬挂于枝叶，出没于林间，有时还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那就叫瘴气。
瘴气分为好几种：春有春草瘴，夏有黄梅瘴，秋有黄茅瘴，都是十分有毒的东西。人一不小心碰上了，皮肤必定溃烂，伴有面色青黄，上呕下泻，十指发黑，说不定还会送命。
他还说，即使大白天也不可大意。上岭的前一天夜里，人不能吃烟喝酒，不能胡言乱语，不能行房事，还得烧香敬山神。第二天出门时最好还要喝两口包谷酒，暖身子，壮阳气。在房子的东北屋角劈一竹筒也是必要的——可以驱邪魔。
这都是兆青说的。
是他说的。我记得。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做“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
清明雨
我无话可说，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溪流的和声越来越宏大了，但也越来越细碎了，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
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
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
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因为只有在雨天，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喘一口气，伸展酸麻的手足，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
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意味着雨具的累赘，路上的滑倒，雷电的可怕，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
也许，我应该为此庆幸？
现在，又下雨了。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在雨的那边，在雨的那边的那边，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
梦婆
水水是平江县人，远嫁到罗江这边的马桥。她的妹妹据说是平江有名的花旦，戏唱得好，一脚莲花步走得人们啧啧啧。据说水水当年比妹妹还要貌艺双全，只是一生了雄狮，就落下了腰疾，嗓子也破了塌了，一开口就有气流割着喉管的嘶嘶声，任何话都是散散泼泼从喉管里漏出来。她从此衣衫不整，蓬头垢面，脸上黑花花的，大襟扣没什么时候扣好过，总是塌下半边，一个匆忙起床的样子。她常常与一些年纪比她大得多的老婆子织布，找猪菜，筛糠米，听她们咳浓痰揪鼻涕，大概也不必怎么注意扮相，不必在暗淡的日子里来一点特别。
女人一落了夫家，尤其是生了娃崽，就成了妇人，成了婆娘，不怎么爱惜自己了。不过，水水烂烂垮垮的样子有点过分，似乎有一种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劲头，一种要扣住自己作为人质，刻意报复什么人的劲头。好几次，她出门捞猪食，胯骨两边甩，踏一双男人的破套鞋，沙哑着嗓子“呵嗬呵嗬”地赶菜园里的鸡，裤裆里红红的月水印渍都被路人看见。这很难说是一般的大意。
雄狮死后，水水成了梦婆，也就是普通话里的精神病人，脸上常有飘忽不定的笑，而且见不得薯藤，一见就要把它连根拔，似乎她相信儿子就躲在地下，只要她揪住薯藤一拔，就可以把儿子从地里拔出来。一般来说，她上午比下午好一些，晴天比雨天好一些。在这些时候，她目光清澈，待人接物，忙里忙外，与常人差不多没什么两样，充其量也就是比较沉默寡言。她最紧张是在雨天的黄昏。越来越阴暗的云雾，越来越滞重的呼吸，檐水滴滴答答的声音，飞入窗子的一片枯叶，潮湿得透水的墙基和床脚，邻人渐渐模糊了的面影，还有屋里不知何处突然传来鸡鸭们的闷闷声响，这一切都可能让她进入梦态。她更不能承受月光，一看到窗外的月光，就浑身发抖，把一条花头巾戴上，撤下来，再戴上，如此反复无数次。
如果不是志煌用绳子捆住她的双手，她可以如此反复整整一个通宵。她总说这条头巾不是她的，把头巾扯下来。她又说她的头冷，不戴头巾是不行的，再把头巾戴上去。
水水与志煌终于离婚，娘家人把她接回平江去了。很多年以后我重访马桥的时候，问起了水水。人们很惊讶我不知道水水的情况，几乎就像惊讶我不知道毛主席一样。你没听说过她？你真的没有听说过她？……他们不能容忍我的孤陋寡闻，也很为我可惜。他们说，水水现在的名气可大啦，她娘家常常被小汽车、摩托车、脚踏车包围，小摊小贩都借她的人气做生意。老远老远的人都来找她，请她猜彩票的中奖号码。那一段，乡下买福利彩票，买运动会彩票，买疯了，镇街一片萧条，百货无人问津，茶楼酒馆也顾客寥落，人们的钱全都拿去变成了彩票。乡干部们一个个急得大骂，说再这样下去连农药化肥都没人买了，生产还如何搞？生意还做不做？
预测中奖号码成了人们最揪心的话题。在这个时候，最受公众注目的人眼下不是官员，不是巨商，更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精神病人。人们突然四处打听和寻找这些疯子，向他们讨好逢迎，不惜贿以包上红纸的金钱，乞求他们指示彩票中奖号码，以便自己买彩票时下笔千金，一举获胜。人们纷纷传说，从事这种预测，小孩比大人灵，女人比男人灵，文盲比读书人灵，而更重要的是：精神病比正常人灵。
水水当然在精神病人中更为出类拔萃，据说几乎屡测屡中，无算不灵，已经让很多买彩票的人一夜暴富。她的名气当然也就广为传播。
我在县城里见到一个广播站的编辑，他惊讶我曾经认识水水，说他也去找过水水。他用读过四年大学本科的嘴巴滔滔不绝，说他坐长途汽车跑到平江，等了将近五个小时，才得以见到水水一面。他根本不会得到具体的指示，梦婆从来不会这样轻易将天机示人的。水水看了他一眼，只是指了指墙上一幅太阳出山的图画。编辑当然是机灵人，心领神会，回来之后立即想到了东方红，立即按《东方红》歌曲的第一句简谱｜5562｜，填写了自己的彩票号码。他没有料到，几天之后，结果公布，他差点晕了过去：中奖号码是1162！
财运与他擦肩而过!
他一点也不委屈，振振有辞地说，这不能怪那个水水，只能怪他理解有误。他太愚蠢了，太愚蠢了！他居然忘了《东方红》第一句只是“东方红”，第二句才是“太阳升”么——其简谱刚好是｜1162｜么!
他给我这样说的时候，黑着脸一个劲长吁短叹。
面对着这个对水水深信不疑的编辑，我看出来了，“梦婆”一词意味着：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
我得承认，知识和理智确实不能解决人生的一切问题。我只是惊讶，拒绝知识和理智的力量，常常比我们估计的要强大得多。奥地利学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对此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不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
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这位精神病医生著《梦的释义》，成了一位释梦大师。在他看来，梦是潜意识的隐晦浮现，是研究精神病最重要的入口。他一定会惊喜马桥人称呼疯女人的用词：梦婆。他也一定能够理解马桥人对梦婆既可怜（在常理行之有效的时候）又崇拜（在天命秘不可测的时候）的矛盾态度。
“梦婆”一词精练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
“梦婆”在马桥的特别地位，似乎也支持了一切反智主义的重要观点：在最不科学的地方，常常潜藏着更为深邃的科学。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的语言，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英语中表示“疯子”的用词之一是lunatic,源于词根luna,即“月亮”。这么说疯人也就是月人。月亮只能出现在夜间，当然已经接近了梦。读者一定还记得，水水的精神病态，确实是每每发生在黄昏到夜晚这一段时间，常常有油灯或者月光的背景。也许知识和理智需要清晰，不大容易存活于朦胧夜色；也许月光是精神病（梦婆的第一义）和神明（梦婆的第二义）天然的诱因。一个特别喜欢月光的人，一个特别愿意凝视月光或者在月光下独行的人，行止如诗如梦，已经徘徊在凡间俗世的边缘，具有了心智超常的趋向。
这样说来，一切精神病院，应以月光为最大的病毒。
同理，一切神学院，一切超越科学的绝对信仰，都应以月光为最高启示。
黄皮▲
“黄皮”是一条狗，极普通的黄狗，没有更多的特征成为我们取名的依据。它不知是从哪里来的，似乎没有主人。因为知青的粮食多一些，父母还多少有些贴补，知青户的锅里就多一些好闻的气味。这些人还没有完全改掉大手大脚的习气，脏了的饭，馊了的菜，随手就拨到了地上或倒进沟里。日子一久，黄皮在这里吃油了嘴，几乎就在这里生了根，满怀希望的目光总是盯着我们的碗。
它也熟悉了知青的语音。要把它从远远的地方叫来，要它对什么目标发动攻击，非用城里的长沙话不可。若是用马桥话，它就东张西望地看一看再说。马桥人发现这一点以后，十分生气，觉得它是个忘本的家伙。
它甚至熟悉了我们的呼吸和脚步声。我们有时候晚上外出，到邻近的村寨串人家，到公社里打电话，回村时已是深夜。我们爬上天子岭，马桥在我们的脚下，沉没在缓缓流动的淡蓝色月光里，离我们至少还有五六里路。在这个时候，无须说话，更无须打口哨，远远的马桥就有了动静，一线急促的碎蹄声从月光深处潜游而出，沿着曲折小道越来越近，越来越快，最后化做一个无声的黑影，扑向我们的袖口或衣襟以示欢迎，呼哧呼哧喘着气的大嘴，差一点要舔到你的脸上来。
每次都是这样。它对五六里开外任何声响的捕捉和识别，它不惜辛劳的狂奔式接应，总是成为我们夜归者的温暖，成为提前拥抱上来的家。
我不知道我们离开马桥以后，它是如何活下来的。我只记得，在罗伯遭疯狗咬了以后，公社发动了一次广泛的打狗运动。本义说黄皮最没良心，最应该打，操着步枪亲自动手，连发三枪却没打到要害。黄皮钩着一条流血的后腿，哀嚎着蹿上岭去了。
夜里，我们听到了房子附近的坡上有狗吠，是它熟悉的叫声，叫了整整几个晚上。也许它十分奇怪：它可以听到我们远在天边的脚步，而我们为什么听不到它如此近切的呼救？为什么本义朝它举枪的时候，我们没有上前制止？
我们当时忙着要招工离开马桥，顾不上它了。甚至没有注意它的叫声是什么时候停止的。
我多少年后重访马桥时总算认出了它，认出了它只有三条腿的一跛一跛。它看了我一眼，没有任何表情，重新靠着墙脚闭上双眼睡觉。它又老又瘦了，胸脯排骨突出，尾巴上的毛差不多掉光，目光也十分黯淡。它大多时候只能卧着，也听不懂长沙话。当我伸手摸一摸它的头，它抽搐了一下猛醒过来，毫不客气地反过头来大咬一口，当然并没有真咬，只是用牙齿把我的手重重地夹了一下，表示威胁和厌恶。
“黄皮，你不认识我了？”
它呆呆地看着我。
“我是你的主人，不记得了？”
这条没什么说头的老狗，再次看我一眼，夹着尾巴掉头而去。
黄茅瘴
我在马桥的时候，兆青多次告诉我不要大清早爬山上岭，一定要等到太阳出来以后。他还指给我看，山间的一种蓝色氤氲，如丝如带，若现若隐，悬挂于枝叶，出没于林间，有时还形成一圈一圈的雾环——那就叫瘴气。
瘴气分为好几种：春有春草瘴，夏有黄梅瘴，秋有黄茅瘴，都是十分有毒的东西。人一不小心碰上了，皮肤必定溃烂，伴有面色青黄，上呕下泻，十指发黑，说不定还会送命。
他还说，即使大白天也不可大意。上岭的前一天夜里，人不能吃烟喝酒，不能胡言乱语，不能行房事，还得烧香敬山神。第二天出门时最好还要喝两口包谷酒，暖身子，壮阳气。在房子的东北屋角劈一竹筒也是必要的——可以驱邪魔。
这都是兆青说的。
是他说的。我记得。
甜
马桥人对味道的表达很简单，凡是好吃的味道可一言以蔽之：“甜”。吃糖是“甜”，吃鱼吃肉也是“甜”，吃米饭吃辣椒吃苦瓜统统还是“甜”。
这样，外人很难了解，是他们味觉的粗糙，造成了味觉词汇的缺乏，还是味觉词汇的缺乏，反过来使他们的舌头丧失了区分辨别能力？在饮食文化颇为发达的中国，在味觉词汇特别丰富的中国，这种情况殊为少见。
与此相联系的是，他们对一切点心的称呼，差不多只有一个“糖”字。糖果是“糖”，饼干也是“糖”，蛋糕酥饼面包奶油一类统统还是“糖”。他们在长乐街第一次见到冰棒的时候，还是叫“糖”。例外的情况当然也有，本地土产还是各有其名的，比如“糍粑”和“米糕”。“糖”的笼统，只限于一切西式的、现代的、至少是遥远地方来的食物。知青们从街上买回的明明是饼干，被他们叫做“糖”，总让人觉得有些不顺耳，不习惯。
也许，马桥人以前的吃仅仅要在果腹，还来不及对食味给予充分的体会和分析。很多年以后，我接触到一些讲英语的外国人，发现他们的味觉词汇同样贫乏，比如对一切有刺激性的味道，胡椒味也好，辣椒味也好，芥茉味也好，大蒜味也好，一律满头大汗，“hot（热味）”一下完事。我窃窃地想，他们是否也如马桥人，曾经有过饥不择食饥不辨味的历史？我不会笑话他们，因为我知道饥饿是什么滋味。我曾经在天黑的时候摸回村，顾不上洗手洗脸（满身全是泥巴），顾不上拍打蚊子（它们正在密密地扑向我），只是一口气吞下了五钵饭（每一钵据说是半斤米），吞完了还不知道刚才吃了些什么，是什么味道。在这个时候，我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唯一感觉是腹中肠胃在剧烈蠕动，一切上等人关于味觉的词，那些精细的、丰繁的、准确的废话，对于我有什么意义？
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只要细心体察一下，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来说，辨别西欧人、北欧人以及东欧人的人种和脸型，辨别英国人、法国人、西班牙人、挪威人、波兰人等民族的文化差异，还是一件极为困难的事。关于欧洲各个民族的命名，只是一些来自教科书的空洞符号，很多中国人还不能将其与相应的脸型、服装、语言、风俗特征随时联系起来。这在欧洲人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就像中国人觉得欧洲人分不清上海人、广东人以及东北人一样不可思议。因此，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
同样，直到今天为止，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乃至相当多数的经济学者来说，美国的资本主义，西欧的资本主义，瑞典等几个北欧国家的资本主义，日本的资本主义，似乎也没有什么重要的差别。十八世纪的资本主义，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本世纪战前的资本主义，本世纪六十年代的资本主义以及本世纪九十年代的资本主义，还是没有什么重要的区别。在很多中国人那里，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
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的政治刊物。我很奇怪，刊物编辑的政治味觉，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比方说，他们时而谴责某共产党是假马克思主义，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时而又谴责马克思主义（那么假和背叛岂不是很好？）；一方面揭露**分子也有婚外恋和私生子，一方面又嘲笑**分子的自我禁yu太压抑人性（那么婚外恋和私生子岂不是很符合人性？）。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也就是在这本刊物上，我读到一条消息：一个刚从海南岛跑到香港的女子，姓陈，宣称自己是**义士，被西方一个国家的政府热情地当做政治难民给予收留和保护。几个月后，我遇到了这个国家一个大使馆官员，很为他们的政府感到委屈和气愤。在餐桌上，我告诉他，我认识这个陈小姐。她在海南岛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只是组织过一个“热岛文学大赛”，骗取了全国文学青年近二十万元的参赛费，然后把一大堆参赛稿件丢在宾馆里，一拍屁股卷款逃港。她没有能够说服我当她的大赛顾问，但这不要紧，在她的登在报纸上的征稿广告上，十几个她能够想到的世界当红的作家，马尔克斯、昆德拉、略萨等等，居然都成了她的顾问——她差不多想在海南岛评出一次超级诺贝尔文学奖。
我的这一番介绍似乎让大使馆官员感到困惑。他皱着眉头说，她也许骗了钱，也许骗得很笨，但这是不是可以看做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反抗方式？
他费力地打着手势。
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
清明雨
我无话可说，看见山谷里的雨雾一浪一浪地横扫而至，扑湿了牛栏房的土墙，扑皱了水田里一扇扇顺风展开的波纹，一轮轮相继消逝在对岸的芦草丛里。于是草丛里惊飞出两三只无声的野鸭。溪流的和声越来越宏大了，但也越来越细碎了，以致无法细辨它们各自本来的声音，也不知道它们来自何处，只有天地间轰轰轰的一片，激荡得地面隐隐颤抖。我看见门口有一条湿淋淋的狗，对着满目大雨惊恐地叫唤。
每一屋檐下都有一排滴滴答答的积水窝，盛满了避雨者们无处安放的目光，盛满了清明时节的苦苦等待。
满山树叶都发出淅淅沥沥的碎响。
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蓦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恐怕很难有人会像知青这样盼望着雨，这样熟悉每一场雨的声音和气味，还有在肌肤上留下的温度。因为只有在雨天，我们才有可能拖着酸乏的身体回家，喘一口气，伸展酸麻的手足，享受弥足珍贵的休息机会。
我的女儿从不喜欢雨。春天的雨对于她来说，意味着雨具的累赘，路上的滑倒，雷电的可怕，还有运动会或者郊游的改期。她永远不会明白我在雨声中情不自禁的振奋，不会明白我一个个关于乡下日子的梦境里，为什么总有倾盆大雨。她永远错过了一个思念雨声的年代。
也许，我应该为此庆幸？
现在，又下雨了。雨声总是给我一种感觉：在雨的那边，在雨的那边的那边，还长留着一行我在雨中的泥泞足迹，在每一个雨天里浮现，在雨浪飘摇的山道上变得模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