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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民国二十四年（19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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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5年，国难日益深重，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
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因语涉日本天皇，日方以“侮辱天皇”为借口，向国民党当局兴师问罪。国民党畏于其淫威，竟与日本沆瀣一气，查封《新生》，逮捕发行人杜重远，判刑一年两个月。酿成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屈膝媚日丑态令海内外所不耻。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当局的运动，终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销而平息。但至7月，国民党又修正通过限制更多、规定更严苛的《出版法》，再次激起新闻界、文化界的抗议。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纷纷批判《出版法》。
邹韬奋办《大众生活》周刊，发表社会名流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北平的张东荪、谢冰心、罗隆基及“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国事不能不问”的梁实秋，共同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新开张》一文，其中说：
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梁实秋带有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基本上是反文学主潮又不失针砭的，他的这段话，比简单地骂几句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要深刻得多，具有深远影响。
7月，何应钦按照“何梅协定”，命令隐藏一切抗日纪念物，讨好日本。为在抗日中捐躯的将士所立的“大青山公墓”墓碑也遭到遮盖。胡适以诗《大青山公墓碑》讽之，他对中国战胜日寇的信心已十分明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在争民主、争自由的洪流里，大学生也投入其中。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自治会声明，“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记”。
冰心出版《平绥沿线旅行记》、小说集《冬儿姑娘》。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沈从文发表小说《顾问官》《八骏图》《自杀》《新与旧》，出版小说集《八骏图》。胡适发表论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政论文《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等，出版《南游杂忆》《胡适论学近著》等书。林徽因创作小说“模影零篇”之《钟绿》《吉公》，写诗《城楼上》及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萧乾出版《书评研究》一书。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岁月和人格，构成逝者的历史位置。
朱自清是值得追思的。他的诗文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的人品也是清明高尚的。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大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是的，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作品语言和结构均趋于完美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中国经典美文传统，又发展了这一传统。
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并在其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表现人生的态度和自觉的审美追求，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一大贡献。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早年在家乡就读，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提前投考本科，改原名朱自华为朱自清，字佩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新潮社。后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通县等地讲演，热情宣传新思潮。是年年底开始在《新潮》《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短诗，如《睡罢，小小的人》《怅惘》《光明》《小草》等。
1920年提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杭州、上海、温州等地中学任教。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与叶绍钧、刘延陵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第一个新诗刊物《诗》。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是一篇向往光明的诗作，把“红云”比喻苏俄，赞美追求光明的友人“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光明》则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正视现实的精神，“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当时，诗人并不知道怎么“去造”光明，因此《匆匆》等诗，不免流露出怅惘之情。
1922年，朱自清浸透着寂寞空虚情感的长诗《毁灭》诞生。此诗收敛起幻想，鞭策自己继续追寻光明。两百多行的篇幅，由低抑到轻扬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自己的心境：
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1924年写的《赠A。S.》等诗篇，表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帝的激情。而《血歌》是诗人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以“火山的崩裂”的愤激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诗篇。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是诗人为亲历“三一八”斗争而写的揭露控诉军阀暴行的檄文。这时期朱自清写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都从侧面接触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教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发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代表朱自清散文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诸集子里。《背影》写的是家庭发生变故的背景下，父亲送别儿子时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简约、朴素、亲切的笔触，表达对老父亲的怀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的写景散文。叶绍钧这样赞誉朱自清的散文：
念起来上口，有时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后来还到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3年。
从现在的讲义内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学状况。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经人整理后，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题，发表在该年第十四辑《文艺论丛》上。
认真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会发现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文学评价甚高。朱自清与郭沫若年龄相当，又都是在二十多岁以写新诗在文坛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写新诗转向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但他们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却有着很大差异。朱自清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后又执教于弥漫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乃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则不同，先留学日本，是创办创造社的中坚，后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职又能埋头创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学问家类型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创造社一直与其他文学社团都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也曾笔战不休。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有过较多评述。参加革命活动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的学院派文人，有着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
“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沈从文在讲义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同时还说，“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文信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评论家的直笔，是正气的体现。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准别人指点郭沫若，有些没道理，拉出正直、老实、干净的朱自清做挡箭牌，则更有些可笑。
朱自清是个传统文人，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人生的低调，常常是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他有《盛年自怀》一诗：
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各自寻觅出路，都在“蹉磨”中努力奋斗着。在一路选择和实践中，总会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相知相惜。在教育、文学、出版领域的耕耘中，朱自清以其个性和文化人格，找到叶绍钧、丰子恺、刘半农、闻一多、俞平伯和沈从文诸正直善良，有着文人节制、淡泊人生态度的同好、朋友。
朱自清或为郭沫若的才华所吸引，为他的文史成就所折服，此乃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表现。一个正直的文化人，是会公正地评价同类的。朱自清客观地推崇郭沫若，这很正常。但在感情、友谊的归属上，他的心与叶绍钧等老友是相通的。文化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态度投入时代。朱自清寄怀于“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给历史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他怎会与革命高潮来时从政、革命低潮来时退到书斋著述的郭沫若成为莫逆呢？
1937年，同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因请郭沫若到清华大学任教之事，发生过不愉快。
“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闻一多，也对郭沫若的新诗甚为欣赏。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闻一多平时讲课，总好称道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毛诗、楚辞及古代神话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识和胆量，能创造。当时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闻先生就曾多次表示，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
闻一多的新诗虽不如郭沫若激进，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命运，甚至一度参加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同时，闻一多对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多有建树。这两点与郭沫若相近。他对郭沫若产生崇敬，倒也自然，非阿谀也。
听说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说，还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朱自清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冯（友兰）告以闻君意见。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决定。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
有人从朱自清的日记判断，朱自清对闻一多未与自己这个国文系主任商量，就向文学院院长提求聘郭沫若来任教，是对自己不尊重，于是“有些不快”。这实在是对朱自清的有意诋毁。朱自清温厚谦恭，人所共识，其一生从不计较人们对自己之毁誉短长，他岂为闻一多未与自己商量，就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而不快。
不错，看朱自清这则日记，仅看“闻君”“闻”这样的称谓就会发现，他的确生气和“惊异”了。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我们确实见到朱自清对郭沫若新诗的推崇，从后来的文字中，也发现他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高度评价。这表明朱自清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有以科学的态度尊重每位学者的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将任何人引到自己身边。非志同道合者，何必斜阳近巷，夜语昏灯？他要结交的是平常的耕耘者，而不是建功立业的斗士。他更情愿在寂寞中耽于心灵跋涉，而不热衷于在“独善”和“兼济”中纠缠。他要守住的是一贯的平实、正直。
朱自清的确为闻一多的书生意气而不快。
查朱自清日记，有关创造社的记载，最早为1924年8月15日。那是反帝爱国浪潮最为澎湃高涨的年代，也是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反帝反封建、充满愤激的日子。他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刘蜚雄倾向创造社，他说金志超亦如此。我觉创造社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前者则自成一体，可否独占优胜，尚难说定也。
1924年，文学社团蜂起，有五六十个，但最有影响力的、最有名气的文学社团，是新月社、语丝社、文学研究会，还有革命口号最响的创造社、太阳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元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叶绍钧）等人，后朱自清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章程》）。其会刊是《小说月报》。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朱自清与郭沫若》）。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
——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称“新月诗派”）。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理论上产生不小影响，贡献不俗。他们以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地，发表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流派特点。徐志摩的诗歌前面已经介绍，不再重复。闻一多的《死水》为诗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他的《诗的格律》进一步提出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理论。闻一多和其他成员，开创了一个诗的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夜抄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堂柱子上，满腔激愤，投入运动。并担任学生会的文书，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个月后，被推举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
闻一多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工作，同时兼顾学校文学、美术、戏剧社团活动。1919年闻一多开始试写新诗，写有《西岸》《时间底教训》等诗，并编手抄本《真我集》，显示出追求个性解放、犀利的批判锋芒。1922年，他开展了诗歌理论研究，写成《律诗的研究》，是较早用新的方法对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
闻一多1921年本应从清华毕业，但因参加抗议军阀镇压北京八所大专学校教职员工的罢课斗争，被校方勒令留级一年。1922年春节，先回老家与高真结婚，5月正式从清华毕业。
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等大学美术系就读，志趣却转向文学。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外，也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1923年9月，闻一多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在国内由泰东书局出版。收录一百零三首诗歌。显示了闻一多的才华。
1925年，闻一多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
如同朱自清一样，闻一多早年思想并不激进，但一直关切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厄大声疾呼，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1927年春，他一度参加北伐军宣传工作。
1928年，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收二十六首诗，都作于回国之后。到抗战时期，闻一多积极投入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黑暗腐败，终于“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人生的壮丽诗篇。
在《红烛》中，诗人唱道：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有明显的艺术追求，内容上多是对生活的美与爱的向往、渴望和追求。艺术追求，系继承李白、李商隐、陆游的艺术传统。如《李白之死》以诗的幻思写诗人李白为追求爱与美而死去，《爱与美》超越了唯美主义，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思想上，《红烛》受到了郭沫若《女神》激情澎湃、抒发时代热情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有赖于郭沫若的帮助，是郭沫若将它介绍给上海泰东书局的。当然，闻一多很清醒地意识到，他虽与郭沫若诗歌有“同调”部分，但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观上却与郭沫若和创造社是有区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没过多久，闻一多欣赏的“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发表批评闻一多的文章，说：
闻君是被视为老大哥的，然而老大哥是老大哥，诗是诗，完全不能彼此发生影响。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更得要小心，因为一不在意，便易流入标榜的毛病。所以我在没有批评闻君的诗以前，先为自己立下一个标准，就是：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
朱湘认为闻诗之短处有两个：一是用韵不讲究，即“不对”“不妥”“不顺”；二是用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闻一多年谱长编》）。
自视甚高的闻一多当然难以接受朱湘的批评，在4月27日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大为失态：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孟侃——引者）杨（世恩——引者）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他同疯狗一般……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朱湘者，20世纪20年代以《废园》《小河》和《采莲曲》等诗篇名噪文坛，位列“清华四子”之一，又成“新月派”三巨头之一。朱湘性格独立，从不迎合世俗，不媚权威，反对文坛丑陋现象，并用犀利文章批评文坛的不公正状态。
朱湘因清高和自负，文坛可视为知己者寥寥无几而怅惘孤寂。朱湘又才华横溢，诗歌写得好，文学评论也独具慧眼。比如，在1924年12月，他以笔名“天用”，在《文学》周刊发表《呐喊》一文，在当时文坛引起普遍关注。其文态度客观冷静，严谨周详。在充分肯定鲁迅小说《呐喊》乡土题材的价值意义的同时，也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结构及语言文字提出批评。例如，朱湘对《阿Q正传》独具艺术个性的评价：“在上述八篇乡间生活的小说中，《阿Q正传》虽然最出名，我可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朱湘这篇不随波逐流的评论，被台静农收入192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成为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
1926年4月10日，朱湘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诗评《郭君沫若的诗歌》，对其诗的题材及其想象力予以赞赏。后又写《再论郭君沫若》时，毫不客气地批评郭诗中有模仿美国诗人惠特曼的痕迹。
1927年9月，徐志摩出版新诗《翡冷翠的一夜》，朱湘便发表措辞尖锐的批评文章。这是继1926年上半年始，朱湘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交恶后写的诗评。不独批评这两位朋友，朱湘对胡适的《尝试集》也以“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批评之。
朱湘对这些著名诗人，以诗论诗，既无迎合阿谀之态，也无个人恩怨混于其间。闻一多致信梁实秋漫骂朱湘，显示他不够宽容大度。后来，朱湘身陷困境，曾向饶孟侃求救，但闻一多竟写信给饶曰：朱湘“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尽管朱湘死后，闻一多有了后悔，写信给饶孟侃，“我劝你不要寄（钱——引者），但我总觉得不安”。但还是暴露了闻一多的冷漠、刻薄和不厚道。
闻一多从在清华开始，周围就围拢了一批诗友，特别还有一批学生辈的年轻诗人投在他的麾下。许多年轻诗人如臧克家、饶孟侃、方玮德、陈梦家，皆是他的弟子。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都离不开这位师长的奖掖。师生关系，也可谓融洽。比如，闻一多写信给饶孟侃说：“接到你的诗，边走边看，一个人笑得嘴都不能合缝。子离，你真是‘可人’。”
闻一多爱弟子，胜过子女。他常把他们的照片置于案头。据他说，一次他心血来潮，刚把饶孟侃的小照摆出来，第二天就接到饶孟侃的来信和诗，他说这是“心灵感应”。一次，他托同事、年轻的方令孺向其侄方玮德要照片，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正巧方令孺手头有方玮德的照片。闻一多将方玮德的照片摆在案头，“与我对晤”。据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一文中说，闻一多在青岛的书斋，桌上摆了两张照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闻一多经常改他们的诗，还给他们的诗集写序言，介绍出版。学生的成就令闻一多非常振奋，他甚至将弟子视为自己的“死敌”，以示喜欢。
谁会想到，过了几年，仅仅因为臧克家发表的诗评中，说了一句老师的诗集《死水》“只长于技巧”，闻一多便大为火光，指责弟子在“诬枉”他是一个“故纸堆”的“蠹鱼”。后来与臧克家几成陌路。
有关方令孺，这里要多说几句。梁实秋作为他的朋友、同事，在他的《方令孺其人》中，这样介绍方令孺：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可是方令孺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令人再也说不下去。
查1966年1月19日巴金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六点陈同生夫妇来看九姑……今天是九姑的七十岁生日，我和萧珊同罗荪夫妇请她吃晚饭……九点前分两批去东湖招待所，又在九姑房内坐了一会。
“九姑”者，乃方令孺也。方令孺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梁实秋等教授，在教课之余，常常把酒临风，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三十斤一坛花雕一摆上桌，不久即被饮罄，人称“酒中八仙”。他们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甚是豪壮。
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与“八仙”为伍。写小说《八骏图》，即以此“八仙”为原型，讽刺世俗情欲之冲突，揭示“八骏”道德观之虚伪，具有讽刺意味。闻一多据此与沈从文断交。
但是，“八仙”之一、常饮酒为乐、一直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闻一多，与“新月派”诗人方令孺产生了感情。闻一多认为她“能作诗”，经常教她写诗方法，接触即多，就有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所说：“方令孺与闻一多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感情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梁实秋对闻一多与方令孺间的情愫轻描淡写。作为闻一多的朋友，他在维护闻一多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感情这东西，有谁能说得清呢？方令孺怅然离去，为这一点涟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92年，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集》，序中说：“方令孺，我国现代女诗人、散文家、现代文学教授。”
1928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诗集《死水》，无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诗歌艺术上，都比《红烛》更成熟。无论是作为爱国诗人，还是新格律诗人，闻一多的代表作应是诗集《死水》。《死水》有思想的光彩，有诗人爱国的真情。
其中，《发现》一诗，已不单是游子对故国的眷恋，更多的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爱国之情在诗里燃烧：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哪——引者）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诗集《死水》与诗集《红烛》的差异，使诗集中多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如《天安门》，写的是三一八惨案；《荒村》写的是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苦境遇；《罪过》写的是凋敝的城市里小商小贩的艰苦日子；《飞毛腿》写骆驼祥子们为生存而苦奔的惨状。诗中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构成一幅控诉黑暗社会生活的悲惨画图。而《死水》一诗，既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社会的彻底绝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又企盼社会发生变革，“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集《死水》有不少抒发个人情怀的诗篇。如有对爱情的絮语，有对亲情的咏叹。《大鼓师》呈现了人生的沧桑感，“我”漂泊世界，唱歌无数，待要为自己妻子唱时，“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忘掉她》是悼念早夭女儿的悲歌，“忘掉她，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一声钟”，其幽远、缥缈的诗句里，却蕴藏着永远的伤痛。《死水》已拂去了《红烛》的浪漫轻柔的气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印痕。
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的诗歌艺术有了发展。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力方面，依如《红烛》，但在诗歌形式的锻造方面，已与《红烛》有明显不同。《死水》大多数诗篇是按他提出的“三美”要求（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创作的格律诗。在这一点上，闻一多与徐志摩提出的“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又得把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有些相似。闻一多认为新诗格律是“表现的利器”，并提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诗的格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不是此处讨论的，但从闻一多因一些诗评家说其诗“长于技巧”而勃然大怒，不惜与友人翻脸来看，他对所谓新诗格律化的标榜，是经不起推敲，不合逻辑的。
在诗集《死水》之后，闻一多在徐志摩的坚请下作四十九行《奇迹》一诗，此后再无新诗发表。经多年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终于明白“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乃是他对新诗研究最具真知灼见的精辟阐述。
诗家们在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及其诗论，特别是评价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建树上，过高地推崇闻一多的贡献。殊不知，在提倡“现代格律诗”方面，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诸人，都做出了贡献，非独闻一多。而他们之后，格律诗衰落，除因后继者缺乏生活的内涵，或拙于学养及艺术素养外，“现代格律诗”缺乏理论支撑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后，何其芳力图重振“现代格律诗”，收效甚微。何也？所谓“现代格律诗”是个伪命题，因为它违背了诗的艺术发展规律。
闻一多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诗篇，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在新诗格律化的探索方面，也是一位探路者。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35年，钱穆三十多万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出版，引起学术界极大轰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巨著”，誉之为“释古派”的扛鼎之作。
陈寅恪对《先秦诸子系年》也极为赞赏，多在不同场合称赞其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常将之与王国维的著作相提并论，云“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可谓推崇备至。
《先秦诸子系年》在莘莘学子间，影响也很大。在钱穆曾任教的燕京大学和正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反响热烈，皆称该书的自序，就足以让读北大、燕大的史学研究生细读几天。更有人说，该书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让“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吁他的精密”。
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后，合卷叹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与钱穆进北平，与顾颉刚有关。1929年春，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北京途中，时已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并编辑《燕京学报》的顾颉刚，在故乡苏州稍作停留。他在家乡友人的陪同下，到苏州中学拜访了在校任教师的钱穆。在其办公桌上，发现了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翻阅一下，很感兴趣，遂借到家里认真阅读。几天以后，顾颉刚行期在即，钱穆至顾家回访。其时，顾颉刚已读完《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便兴奋地对钱穆说：“你的《先秦诸子系年》只是匆匆翻阅。我看你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应该去大学中教历史。”并表示可以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同时邀钱穆给《燕京学报》写稿。
顾颉刚回京不久，中山大学便在其推荐下，致电钱穆，聘他到该校任教。因故钱穆未能成行。
就在这一年，钱穆刊印《刘向歆父子年谱》，开辟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胡适盛赞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天津《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的大快事”。
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于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甫一发表，影响甚大，推翻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以史治经的新径，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罗义俊说，从此“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
不久，顾颉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讲师。
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家设宴，邀燕京大学教师赴宴，钱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如何，钱穆直率而言：原本以为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吗？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钱穆这番话，乃是第三话题。大家听罢，相视一笑，无人应和。但司徒雷登校长听进去并记住了。不久，燕大为此专门召开校务会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燕大校园有一湖，风景秀美。为给它取名，教授们纷纷献名，皆不能入选，于是钱穆以“未名湖”称之，此名沿用至今。钱穆直言“中国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令人钦佩。
钱穆在1931年秋，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课程。与胡适的欣赏和力邀有很大关系。另一原因，乃是钱穆认为燕京大学西化倾向严重，虽经他向司徒雷登校长表示不满，有些改进，但仍觉积习难改。燕京大学一般都用英文发布告通知，连收水电费等项也不例外。钱穆曾为此一年不交水电费，以示不满。校方派人来询问，钱穆曰：“我是学校聘来的国文教师，没必要看英文。”虽将水电费交了，但对这种严重西化教育的现象，一直心有不满。
对燕大西化不满，并未影响钱穆的教学工作。据当时就读的学生李素回忆，他的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燕大一景。李素这样介绍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的教学：
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钱穆课堂气氛热烈、轻松，但对批阅试卷却十分严格。按燕大规定，不及格可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开除学籍。他教的学生里，也会出现因此失学者。但他总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试卷，尽力挽回开除局面。
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钱穆：“知道。”
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据胡美琦回忆：
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
——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这俞大彩不仅是俞大维的幼妹，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门，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放，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精通，是当时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喜文学，擅英文，通书法，尤能写绝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岁的傅斯年，对神采飞扬、才情卓异的妻子，自是深爱有加。
依傅家传统，傅斯年与俞大彩生了个宝贝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傅斯年却给儿子取名“仁轨”。好友罗家伦闻之，大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刘仁轨（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陈仓尉累迁至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子扶余丰再起，进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口，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高丽创造了条件。
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爱子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交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捏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头，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深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处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入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出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道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出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做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潮。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庭，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高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坚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坚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眼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伦颇为沮丧。胡适站出来，发表《他也配》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感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学界，洛阳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美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种精神，让胡适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坚持己见的高徒。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交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配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潮》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部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潮》时说：
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信可见，鲁迅还是肯定《新潮》，对傅斯年和罗家伦的文章也有好评。但有的书上说鲁迅“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并无出处，是臆造之语。的确，鲁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发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信中说：“现在对于《新潮》没有别的意见”，“《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此外，还提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信中还自谦：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却视而不见。比如，鲁迅对《狂人日记》艺术上不足的清醒认识，比如将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谦，比如要破中国寂寞的战斗精神，比如对“新的作家”的呼唤和期待……这篇文章，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早年真实的鲁迅。
此外，鲁迅在信中对叶绍钧等人小说的评价，也极具眼力。
我们也可从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联系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斯年奋而著文反击，证明傅斯年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傅斯年与鲁迅的淡然之交，维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学归国。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国文和历史两系的系主任，后鲁迅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曾有一段交往亲密的友谊。当时二人忙于教学，得其所哉。据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另一位学生温梓川回忆：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学究式的傅斯年刚到中山大学时，是勤奋、敬业而快乐的，从学生的回忆看，学生对他的学问根基的扎实、教学的认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拟请同窗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执教，他与鲁迅的关系突然改变了，他的忙碌而惬意的生活也改变了。
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qu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qu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q”这个声母，“qu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kè”，而世人却读成“qu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恪（kè课，旧读qu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qu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kè”与“què”无对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衣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绝地在古驿道上出现，强盗闻风而劝，企图拦路抢劫。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下手。
周一良常听陈寅恪表弟俞大纲（其妹嫁给傅斯年）谈到陈寅恪，夸他学问博而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于是，周一良从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同往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干。
周一良回忆：
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
周一良与余逊、劳干听罢，甚是钦服。三个京剧票友，都说像看了当时名角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一般，连呼“过瘾”。从此，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周一良原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煨莲）教授，听他讲历史方法课，觉得受益匪浅。对洪业教授所说，只要掌握了历史之“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如”之“五何”，“你就掌握了历史”的教导一直牢记于心。今又听陈寅恪的课，懂得讲问题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有深度，有说服力。他认为陈寅恪补充了洪业教授的“五何”之论，即“为何”。有“六何”之法在手，便开通了进入历史的通道。
后劳干回忆：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其学识渊博，为中外学人称颂，而其装束如乡间只知“子曰”“诗云”的老私塾先生。但就是一位这样的老人，在课堂“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课皆自立己说，非好奇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陈寅恪自然是大儒，而他的学问在于研究历史，与庙堂无关。章太炎通儒也，然恃才傲物，过于狂傲。陈寅恪则谦虚谨慎，他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世人无有说清楚者。陈寅恪也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人。仅举几例。
游学欧、美、日，陈寅恪以博学闻名天下。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友人罗家伦评论他：“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应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在清华，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去问陈先生。”
20世纪30年代，有一次，陈寅恪在讲到当时流行的学说时，这位曾多年留学德国的老人，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以概括了。听过这堂课的学生卞慧新回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据陈寅恪自己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这样算起来，陈寅恪可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
——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我们不妨将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成仿吾与新月社的梁实秋二人的文艺观相比较。成仿吾先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说，也非他所发明，不过是照搬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友与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的理论。到1926年，成仿吾就转而对先前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确信文学的“工具论”和“宣传论”。1928年，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又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中国的“革命文学”实际上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艺批评生吞活剥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主张文学应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把文学与政治画上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并由此导向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同路人”大肆挞伐，唯我独尊。接着，他们又照搬日本共产党福田和夫的“左倾”分裂路线衣钵，提出文学队伍应该重新按阶级属性画线排队。
梁实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振聋发聩，极具眼光和价值，与一批自称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苍白的认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梁实秋批评新文学运动全然丢弃传统，盲目西化；太重表现“情感的推崇”，“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滥情表达，创作粗糙，少有隽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独创，内容却轻浅，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触，“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
或许梁实秋的上述观点有些片面，但即便今天看来，梁实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做的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总结和评判，其中又不无深刻的反思，如果考虑到他的苛严的批评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又确有某些针砭作用，那么这在现代批评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中国文学通史》）。
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时，作为“酒中八仙”之一，梁实秋沉于酒之乐。
有一次，胡适到山东大学来演讲。晚上自然有海鲜，有美酒。梁实秋、闻一多当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适。胡适忙把太太为他刻制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来，以求免战。闻一多笑曰：“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适等大笑不止。
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岛山东大学也发生风潮。梁实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一面照料年迈的老父，一面主编《北平晨报》副刊。
1936年，三十四岁的梁实秋与二十七岁的李长之相识。二人相识缘于文字之交。1935年，梁实秋发表了《偏见集》。不久，《国闻周报》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闻一多见到后，写信告诉梁实秋，说是清华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写的，颇有些见地。
梁实秋读到《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文中批评《偏见集》的短处曰：“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兴味还太少。”还指出，“一个批评家却是宁当重在后一个方面的”。文章条分缕析，目光锐利，文笔明晰。梁实秋甚是高兴，便写信与李长之联络。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他是第一个看穿他作品缺点的人。
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时，给李长之发过许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长之化名发表。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时，几乎每期都给李长之留版面，可让李长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据生活，即便未写出稿件，也可预支稿费。
李长之的自传体回忆录《社会与时代》，就是在梁实秋的支持下，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梁实秋亲自热情写《编者后记》向读者推荐说，这篇自传体回忆录是“一个青年的诚实坦白的自述，是难能可贵的”。
多年后，李长之对梁实秋给予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对女儿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帮助人，是很热情体贴的，不是直接送钱接济，而是让你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它。这样既让你渡过难关，又让你很自尊体面，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自由评论》经常发表李长之文章的同时，梁实秋又将李长之推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做德文翻译，遂有《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译出来。
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是不讲哥们儿义气和帮派意识的，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学批评的独立观点和品格，也不去影响对方的政治立场。梁实秋曾劝李长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党，李长之明确拒绝。一次，张君劢请梁实秋代请李长之见见面，李长之断然不见，这些非但没有影响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反而让梁实秋更加尊敬李长之的独立人格。
命运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亲密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往往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潜心创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评论》近一半，但后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为《自由评论》提供稿件。《自由评论》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满意而无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1945年，抗战面临胜利。王云五想由商务印书馆编一套中小学课本，在全国发行。王云五约梁实秋具体操办此事。梁实秋约冰心编撰此套课本，一个月后，冰心退回预支的稿费，表示编不出来，决定退出。梁实秋想到李长之，李长之痛快应允。几个月后，李长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册书稿。可惜交上去，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
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他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不断地发表政治时评，曾在《新月》《独立评论》《自由评论》等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吁自由、民主、人权。同时，如上所述，他也批评“普罗文学”，反对从苏联和日本引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反对左联推行的“左倾”文艺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不再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在《秋实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中说：
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何怀硕证实梁实秋的上述说法属实，他在《怅望千秋一洒泪》（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说：
抗战起，实秋先生就不再写政治批评了。他读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国时报》所写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之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1937年6月，为了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由国民党中枢筹划，蒋介石、汪精卫联名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
梁实秋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手中，收到蒋、汪的请柬，决定应邀上庐山开会。
7月6日，梁实秋先到武汉。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并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就在此会召开前，傅斯年、梁实秋想在开会时，提出弹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吴玉章的反对。理由是抗战即将开始，中共支持蒋抗战，孔虽无能，却不能倒孔以扰蒋全力抗战。此举作罢，后有人说梁实秋倒孔，实际支持汪精卫。甚至至今还有人说，梁实秋在抗战初，是拥汪精卫主和的。而梁实秋在《抗战时的我》中却说，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曾联合马君武、傅斯年、罗隆基条陈国是，抨击权贵，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9日，在庐山，蒋介石下午邀请茶话，包括胡适、梁实秋在内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参加了茶话会。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的人士，胡适代表致辞。
有人现在仍据梁实秋的《弱国无外交》证明他拥汪主和。这里可引几句梁实秋的重要言辞，供读者鉴别：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国”。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打算。弱国的打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无论什么设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中国落后，是个弱国，这是事实。承认“弱国”，何罪之有？“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不就是抗战只能打持久战的意思？与狂妄自大，自视强国，主张速战速决的论调唱反调，正是清醒之举，错在何处？
还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杂志发表了张君劢写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认定梁实秋与张君劢合谋，“妄图给共产党、边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一句话，是“拥蒋反共”，其是非曲直，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中阐述。
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发表《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
1935年，国难日益深重，争取抗日救亡的言论，一浪高过一浪。
5月4日，上海《新生》周刊发表易水（艾寒松）《闲话皇帝》一文。因语涉日本天皇，日方以“侮辱天皇”为借口，向国民党当局兴师问罪。国民党畏于其淫威，竟与日本沆瀣一气，查封《新生》，逮捕发行人杜重远，判刑一年两个月。酿成轰动全国的“《新生》事件”。屈膝媚日丑态令海内外所不耻。全国掀起声势浩大的声讨当局的运动，终以“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撤销而平息。但至7月，国民党又修正通过限制更多、规定更严苛的《出版法》，再次激起新闻界、文化界的抗议。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纷纷批判《出版法》。
邹韬奋办《大众生活》周刊，发表社会名流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等二百八十三人联合署名的《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
北平的张东荪、谢冰心、罗隆基及“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国事不能不问”的梁实秋，共同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梁实秋发表《算旧账与新开张》一文，其中说：
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惑不安者，即是其对于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
梁实秋带有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基本上是反文学主潮又不失针砭的，他的这段话，比简单地骂几句国民党的反民主反自由的本质，要深刻得多，具有深远影响。
7月，何应钦按照“何梅协定”，命令隐藏一切抗日纪念物，讨好日本。为在抗日中捐躯的将士所立的“大青山公墓”墓碑也遭到遮盖。胡适以诗《大青山公墓碑》讽之，他对中国战胜日寇的信心已十分明朗：
雾散云开自有时，暂时埋没不须悲。
青山待我重来日，大写青山第二碑。
在争民主、争自由的洪流里，大学生也投入其中。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自治会声明，“著作乃人民之自由，而北平一隅，民国二十三年焚毁书籍竟达千余种以上……此外刊物之被禁，作家之被逮，更不可胜记”。
冰心出版《平绥沿线旅行记》、小说集《冬儿姑娘》。朱自清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沈从文发表小说《顾问官》《八骏图》《自杀》《新与旧》，出版小说集《八骏图》。胡适发表论文《今日思想界的一个大弊病》、政论文《敬告日本国民》《华北问题》等，出版《南游杂忆》《胡适论学近著》等书。林徽因创作小说“模影零篇”之《钟绿》《吉公》，写诗《城楼上》及散文《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萧乾出版《书评研究》一书。
一身重病，宁死不屈——诗人、散文家朱自清与郭沫若
岁月和人格，构成逝者的历史位置。
朱自清是值得追思的。他的诗文有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他的人品也是清明高尚的。朱自清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散文大家之一。20世纪20年代，朱自清散文便被誉为“白话美文的模范”。是的，朱自清是极少数能熟练驾驭新文学语言，作品语言和结构均趋于完美的作家之一。他继承了中国经典美文传统，又发展了这一传统。
朱自清于散文美学范畴，提出了“意在表现自己”的命题，并在其散文创作中执着地表现人生的态度和自觉的审美追求，是对现代散文美学的一大贡献。
朱自清（1898—1948），江苏扬州人。早年在家乡就读，1916年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提前投考本科，改原名朱自华为朱自清，字佩弦。次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19年参加五四爱国运动，加入北大新潮社。后又加入邓中夏主持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到通县等地讲演，热情宣传新思潮。是年年底开始在《新潮》《时事新报·学灯》《晨报副刊》等报刊上发表短诗，如《睡罢，小小的人》《怅惘》《光明》《小草》等。
1920年提前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先后到杭州、上海、温州等地中学任教。他在上海中国公学中学部任教时，加入文学研究会，并与叶绍钧、刘延陵编辑出版中国现代第一个新诗刊物《诗》。他的《送韩伯画往俄国》，是一篇向往光明的诗作，把“红云”比喻苏俄，赞美追求光明的友人“提着真心”，“向红云跑去”。《光明》则表现了诗人积极进取、正视现实的精神，“你要光明，你自己去造”。当时，诗人并不知道怎么“去造”光明，因此《匆匆》等诗，不免流露出怅惘之情。
1922年，朱自清浸透着寂寞空虚情感的长诗《毁灭》诞生。此诗收敛起幻想，鞭策自己继续追寻光明。两百多行的篇幅，由低抑到轻扬的律调，曲折顿挫地抒写自己的心境：
从此我不再仰脸看青天，
不再低头看白水，
只谨慎着我双双的脚步；
我要一步步踏在泥土上，
打上深深的脚印！
1924年写的《赠A。S.》等诗篇，表现了诗人反封建反帝的激情。而《血歌》是诗人在五卅惨案发生后，以“火山的崩裂”的愤激声讨帝国主义暴行的诗篇。散文《执政府大屠杀记》是诗人为亲历“三一八”斗争而写的揭露控诉军阀暴行的檄文。这时期朱自清写的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生命的价格——七毛钱》等，都从侧面接触了若干重大的社会现实问题。
1924年，朱自清结集出版了第一本诗文集《踪迹》。1925年，由好友俞平伯介绍，朱自清北上清华大学任教授，创作由诗歌转向散文，发表了《背影》《荷塘月色》等脍炙人口的散文名篇。
代表朱自清散文较高成就的，大都收入《背影》《你我》诸集子里。《背影》写的是家庭发生变故的背景下，父亲送别儿子时的一番情境，作者以简约、朴素、亲切的笔触，表达对老父亲的怀念之情。《荷塘月色》是明净幽远、意境卓绝的写景散文。叶绍钧这样赞誉朱自清的散文：
念起来上口，有时代口语的韵味，叫人觉得那是现代人口里的话，不是不尴不尬的“白话文”。
1929年春，朱自清在清华大学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课程，后来还到燕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讲授“中国新文学研究”，一直到1933年。
从现在的讲义内容上看，朱自清研究的是上自1898年，下迄1933年的文学状况。分总论和各论两部分，共有八章。1982年经人整理后，以“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为题，发表在该年第十四辑《文艺论丛》上。
认真研究《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会发现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文学评价甚高。朱自清与郭沫若年龄相当，又都是在二十多岁以写新诗在文坛暴得大名，更有趣的是二人都是从写新诗转向研究古代中国文化。但他们的人品性格、生活方式及人际关系却有着很大差异。朱自清先是文学研究会的骨干，后又执教于弥漫书香之气的清华大学国文系，乃典型的学院派文人。而郭沫若则不同，先留学日本，是创办创造社的中坚，后又投身北伐，身兼政府要职又能埋头创作、研究文史，是革命家兼学问家类型的知识分子。
众所周知，创造社一直与其他文学社团都有过论争，与文学研究会也曾笔战不休。笔者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有过较多评述。参加革命活动的革命作家郭沫若，与自由主义的学院派文人，有着理不清的隔膜和矛盾。
奇怪的是，革命作家郭沫若偏偏受到学院派文士朱自清教授的高度赞誉。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中，充分肯定了郭沫若在新文学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让文坛愕然。
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研究”讲义第二章第七、第九两部分，都讲到了郭沫若。特别是在最后一部分中，重点介绍了郭沫若《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
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
“革命文学”口号酝酿于1923年，由共产党人邓中夏等人首先提出，1926年郭沫若与蒋光慈等人重新提出。在文学与政治之间画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根本不是郭沫若们的发明。在政治上，他们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而文学观念上，则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影响。郭沫若们正是持这种违背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政治=文学”的错误观念，首先拿五四时期资深的作家如鲁迅、胡适、茅盾等人开刀祭旗，对他们进行“总的清算”。
朱自清介绍郭沫若的《革命与文学》中的公式“革命文学=F（时代精神） 文学=F（革命）”时，未加以批判，这与朱自清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的学院派的思想局限有关。比起在北平任教的朱自清对郭沫若诗歌的推崇，沈从文1930年在上海中国公学所开的以新诗为主要内容的新文学课中，对郭沫若诗歌的评价就相对客观。
1930年下半年，沈从文的讲义改名为“新文学研究”，在武汉大学以线装发行。沈从文将此书寄给远在美国的朋友王际真，并在《致王际真》（《沈从文全集》第十八卷）中说：
我那个讲义（《新文学研究》）或是你用他教书倒很好，因为关于论中国新诗的，我做得比他们公平一些。
沈从文在讲义中，讨论了汪静之、徐志摩、闻一多、焦菊隐、刘半农、朱湘六位新诗诗人的诗作，没有提及“新诗祖宗”胡适，也没把写“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之《女神》的郭沫若列位其中。
胡适对新诗的“尝试”，在诗体解放方面开风气之先；郭沫若的新诗充满“新的光明和新的热力”（《女神之再生》）。但是，在新诗的意象、境界、神韵方面却未见像样的成果。
沈从文在讲义中，提到郭沫若，肯定了他“以更豪放的声音，唱出力的英雄的调子，以非常速度占领过国内青年的心上的空间”，同时还说，“用年青人的感情，采用虽古典而实通俗的词藻与韵律，以略带夸张的兴奋调子写他的诗，由于易于领会，在读者中便发生了无量的兴味”（《论刘半农的〈扬鞭集〉》）。
沈从文对郭沫若的诗评，虽三言两语，却剀切中理。沈从文从郭沫若新诗的思想内涵分析其诗的特点，这也完全符合郭沫若“政治=文学”的文艺观。但有人就不高兴了，批评沈从文在评价郭沫若的新诗时，“更多流露出的是批评”，还说“沈从文推崇含蓄蕴藉，因此不满于郭沫若的夸张、不节制”，故怀疑沈从文所说的“公平”。
文信公《正气歌》云：“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评论家的直笔，是正气的体现。以朱自清推崇郭沫若，便不准别人指点郭沫若，有些没道理，拉出正直、老实、干净的朱自清做挡箭牌，则更有些可笑。
朱自清是个传统文人，性格的收敛或许注定了人生的低调，常常是于有所不为中有所为。他有《盛年自怀》一诗：
前尘项背遥难忘，当世权衡苦太苛。
剩欲向人贾余勇，漫将顽石自蹉磨。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在时代的大潮中，各自寻觅出路，都在“蹉磨”中努力奋斗着。在一路选择和实践中，总会找到志同道合者，然后相知相惜。在教育、文学、出版领域的耕耘中，朱自清以其个性和文化人格，找到叶绍钧、丰子恺、刘半农、闻一多、俞平伯和沈从文诸正直善良，有着文人节制、淡泊人生态度的同好、朋友。
朱自清或为郭沫若的才华所吸引，为他的文史成就所折服，此乃知识分子间惺惺相惜的表现。一个正直的文化人，是会公正地评价同类的。朱自清客观地推崇郭沫若，这很正常。但在感情、友谊的归属上，他的心与叶绍钧等老友是相通的。文化人不能脱离他的时代，只能以自己的方式、态度投入时代。朱自清寄怀于“自今以往当思以‘中材而涉末流’之戒”，给历史留下了深深浅浅的脚印。他怎会与革命高潮来时从政、革命低潮来时退到书斋著述的郭沫若成为莫逆呢？
1937年，同在清华大学国文系任教的朱自清和闻一多因请郭沫若到清华大学任教之事，发生过不愉快。
“我是以文学史家自居”的闻一多，也对郭沫若的新诗甚为欣赏。张春风在《闻一多先生二三事》一文中回忆说，闻一多平时讲课，总好称道郭沫若先生，在研究毛诗、楚辞及古代神话中，他多次引用郭先生研究金文的所得。他佩服郭先生的卓识和胆量，能创造。当时郭先生正在日本作逃捕，但闻先生就曾多次表示，为了学术研究，清华大学应礼聘郭先生来讲学。
闻一多的新诗虽不如郭沫若激进，但他热爱祖国，同情人民疾苦，关心民族命运，甚至一度参加北伐军的宣传工作。同时，闻一多对历史和文学的研究也多有建树。这两点与郭沫若相近。他对郭沫若产生崇敬，倒也自然，非阿谀也。
听说闻一多不仅在课堂上说，还向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正式提出这一要求，朱自清在5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
冯（友兰）告以闻君意见。为商谈聘任郭沫若事，尚未做决定。闻直接向冯提出此请求，令余惊异。
有人从朱自清的日记判断，朱自清对闻一多未与自己这个国文系主任商量，就向文学院院长提求聘郭沫若来任教，是对自己不尊重，于是“有些不快”。这实在是对朱自清的有意诋毁。朱自清温厚谦恭，人所共识，其一生从不计较人们对自己之毁誉短长，他岂为闻一多未与自己商量，就向冯友兰提出聘郭沫若而不快。
不错，看朱自清这则日记，仅看“闻君”“闻”这样的称谓就会发现，他的确生气和“惊异”了。从朱自清的《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中，我们确实见到朱自清对郭沫若新诗的推崇，从后来的文字中，也发现他对郭沫若史学研究的高度评价。这表明朱自清有开阔的文化视野，有以科学的态度尊重每位学者的公正。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同意将任何人引到自己身边。非志同道合者，何必斜阳近巷，夜语昏灯？他要结交的是平常的耕耘者，而不是建功立业的斗士。他更情愿在寂寞中耽于心灵跋涉，而不热衷于在“独善”和“兼济”中纠缠。他要守住的是一贯的平实、正直。
朱自清的确为闻一多的书生意气而不快。
查朱自清日记，有关创造社的记载，最早为1924年8月15日。那是反帝爱国浪潮最为澎湃高涨的年代，也是二十五岁的朱自清反帝反封建、充满愤激的日子。他在该日日记中写道：
刘蜚雄倾向创造社，他说金志超亦如此。我觉创造社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前者则自成一体，可否独占优胜，尚难说定也。
1924年，文学社团蜂起，有五六十个，但最有影响力的、最有名气的文学社团，是新月社、语丝社、文学研究会，还有革命口号最响的创造社、太阳社。
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元月成立于北京，发起人有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叶圣陶（叶绍钧）等人，后朱自清加入。文学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介绍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文学研究会章程》）。其会刊是《小说月报》。
同年，创造社诞于日本东京，由清一色的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田汉、张资平等结成。一开始主张“为艺术而艺术”，又提对旧社会“不惜加以猛烈的炮火”（成仿吾《新文学之使命》）。后来又倡导“革命文学”。其文学主张，自相矛盾。社刊先后有《创造季刊》《创造周报》等十余种。
作为文学研究会骨干的朱自清，能公允地评价创造社的老大郭沫若，其不囿于流派意识的品格，为文坛所称道。
朱自清在为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编辑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是这样评价郭沫若新诗的：
他主张诗的本质专在抒情，在自我表现，诗人的利器只有纯粹的直观；他最厌恶形式，而以自然流露为上乘，说诗不是“做”出来的，只是“写”出来的……他的诗有两样新东西，都是我们传统里没有的——不但诗里没有——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中国缺乏冥想诗。诗人虽然多是人本主义者，却没有去摸索人生根本问题的。而对于自然，起初是不懂得理会；渐渐懂得了，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看自然作神，作朋友，郭氏诗是第一回。至于动的和反抗的精神，在静的忍耐的文明里，不用说，更是没有过的。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有人说浪漫主义与感伤主义是创造社的特色，郭氏的诗正是一个代表。
且不说朱自清此诗论是否经得起推敲。比如“中国缺乏冥想诗”，“又只是观山玩水，写入诗只当背景用”，就说错了，诗经、楚辞、唐诗里，冥想诗多得很，庄子、李白诸公从来都是情景交融，哪里“只当背景用”？庄子、楚辞不是多有“探索人生根本问题”的名篇吗？“看自然作神，作朋友”，更轮不上“郭氏诗是第一回”了。屈原的《离骚》融人、神、自然于一体，构成一幅异常雄奇壮丽完整的图画，象征诗人高洁的品德，早“郭氏”几千年。朱自清论郭沫若新诗时，对中国诗传统采取虚无主义，论郭沫若就失去根基了。
请注意，朱自清在称赞郭沫若的诗的特点之后，特意加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不过这些也都是外国影响”。读到此，我们应该清楚朱自清对郭沫若的新诗并不只是赞誉。
直到朱自清晚年，在他与叶圣陶、吕叔湘合编的《开明新编高级国文读本》中，对所编郭沫若《地球，我的母亲！》一诗解读道：“他的诗有两个新的主题，就是泛神论与二十世纪的动的和反抗的精神，由于前者，他把大自然看作神，看作朋友。由于后者，他要做个‘地之子’，地球的儿子。”重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中的观点，反倒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观，表达了钦佩之情，尽管朱自清尚未掌握马克思主义史学观，但这证明朱自清开始走近马克思主义。
郭沫若的文字最早提到朱自清，是1922年7月，比朱自清日记中提到郭沫若早两年。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说，在上海的由马霍路迁到民厚南里的泰东书局编辑所，他经常与张闻天、汪馥泉等作家晤面。
文学研究会的诗人朱自清也来过一两次，他完全像一位乡先生，从他的手里能写出一些清新的诗，我觉得有些诧异。他那右侧的颅顶部有一个很大的秃了发的疮痕，可更助长了他的乡先生的风味。
“清新”二字，是他对朱自清诗的评价，看不出他多么欣赏朱自清。
他们二人分别代表锋芒毕露、咄咄逼人的革命作家和淡泊处世、严谨治学的学院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郭二人不是战友，也不是朋友。在知识分子纷争激烈的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朱自清能出于公心，研究和评价郭沫若的新诗和文史研究，是当时学院派学者的科学态度。后来朱自清还与吴晗、郭沫若等人合作，编辑出版了《闻一多全集》。更证明朱自清与逝者闻一多的深厚友谊，以及他的虚怀若谷对待一切人的胸怀。
有些论者，在谈朱自清推崇郭沫若新诗时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民国时期学院派知识分子和有学问的革命家的互动”（《朱自清与郭沫若》）。这是说得通的，但是又说“朱自清对郭沫若的认同有力地证明了郭沫若在学院派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力”，就有悖于历史真实了。倘说郭沫若曾以革命者自居，以宗派主义蔑视、攻击鲁迅、茅盾等作家，包括胡适、叶绍钧、沈从文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曾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1948年8月，朱自清为《闻一多全集》耗去太多的心血，在出版当月，朱自清胃病发作，不幸逝世。8月15日，二十多名留港作家联名致电清华大学，悼念朱自清。17日，中国学术工作者协会总会暨香港分会十九人，致电清华大学朱自清治丧委员会，“遥申哀悼”。9月11日，中华全国文艺协会也在香港举行朱自清追悼会。三次追悼会，郭沫若都参加了。他是代表共产党为朱自清先生举行追悼活动的，而不是以逝者朋友身份出席的。
毛泽东对朱自清的评价是：
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
这是毛泽东在《别了，司徒雷登》中的话，是对一生保持着光明正义的执着追求，在人生道路和文学作品中都显示出高尚人格的、正义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朱自清的崇高评价。该文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
“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
——闻一多探索新诗格律化中的是非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著名的“新月派”（或称“新月诗派”）。它并不是纯文学艺术社团，而是当时上流社会部分学者、作家组成的俱乐部性质团体。成立于1923年的北京。主要成员有徐志摩、胡适、梁启超、陈西滢等。后来，从美国回来的闻一多、余上沅也参加了新月社的活动。新月社在文学创作，特别是文学理论上产生不小影响，贡献不俗。他们以徐志摩编的《晨报副刊·诗镌》为基地，发表诗歌创作和理论，具有鲜明的流派特点。徐志摩的诗歌前面已经介绍，不再重复。闻一多的《死水》为诗歌格律化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他的《诗的格律》进一步提出格律诗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的美学理论。闻一多和其他成员，开创了一个诗的流派，在中国新诗史上，具有不小的价值。
闻一多是从“新月派”冉冉升起的诗人。徐志摩在《猛虎集·序》中，这样推崇闻一多：
一多不仅是诗人，他也是最有兴味探讨诗的理论和艺术的一个人。我想这五六年来我们几个写诗的朋友多少都受到《死水》的作者的影响……看到了一多的谨严的作品，我方才憬悟到我自己的野性。
徐志摩准确地概括了闻一多的诗歌创作和理论，以及他在当时诗界的地位和影响。
闻一多与徐志摩在诗的艺术风格上有明显的差异，二人的性格、思想也迥然不同，如果说徐志摩的诗是轻盈潇洒的诗风，而闻一多的诗则更为深厚持重，但在用很高的诗艺术手段表达人生的思考与执着、爱的信念与深情方面，他们又有太多的一致。他们是共同地、缺一不可地呈现了“新月派”的诗风和精神，推动了新诗继承中国诗歌传统之格律化运动。这与郭沫若等过多借鉴、模仿西方诗风，放弃传统有所不同。
闻一多（1899—1946），原名闻家骅，生于湖北省浠水县一个封建世家，父亲是清末秀才。闻一多自幼学习传统诗书，六岁入塾读四书，七岁习国文、历史、博物等课本。1910年入武昌两湖师范附属高等小学，两年后入国民公校及实修学校。同年夏，考入北京清华学校，改名多，1920年又改为一多。他曾在当时写的自传《闻多》中，风趣地说：
好文学及美术，独拙于科学，亦未尝强求之。人或责之，多叹曰：“吁！物有所适，性有所近，必欲强物以倍性，几何不至抑郁而发狂疾哉。”每暑假返家，恒闭户读书，忘寝馈。每闻宾客至，辄踧踖隅匿，顿足言曰：“胡又来扰人也！”所居室中，横胪群籍，榻几恒满。闲为古文辞，喜敷陈奇义，不屑屑于浅显。暇则歌啸或奏箫笛以自娱，多宫商之音。习书画，不拘拘于陈法，意之所至，笔辄随之不稍停云。
闻一多家乃是“书香门第”“耕读世家”，《闻多》中亦说：
先世业儒，大父尤嗜书，尝广鸠群籍，费不赀，筑室曰“绵葛轩”，延名师傅诸孙十余辈于内。
家庭对教育颇为重视，其文化氛围甚为浓郁。每到寒暑假，闻一多率弟妹们一起读书，写诗，评诗，“将欲‘诗化’吾家庭也”。
在清华读书时，闻一多身边也聚集了一群喜欢文学的同窗，以《清华周刊》为园地，以清华文学社为依托，共同创作新诗，互相批评。梁实秋等同学都纷纷加入。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闻一多夜抄岳飞《满江红》贴在饭堂柱子上，满腔激愤，投入运动。并担任学生会的文书，负责组织宣传工作。一个月后，被推举为清华学生代表，赴上海全国学生联合会。
闻一多积极参加新文化运动，参与《清华周刊》《清华学报》编辑工作，同时兼顾学校文学、美术、戏剧社团活动。1919年闻一多开始试写新诗，写有《西岸》《时间底教训》等诗，并编手抄本《真我集》，显示出追求个性解放、犀利的批判锋芒。1922年，他开展了诗歌理论研究，写成《律诗的研究》，是较早用新的方法对诗歌进行研究的成果。
闻一多1921年本应从清华毕业，但因参加抗议军阀镇压北京八所大专学校教职员工的罢课斗争，被校方勒令留级一年。1922年春节，先回老家与高真结婚，5月正式从清华毕业。
1922年夏，闻一多赴美留学，入芝加哥等大学美术系就读，志趣却转向文学。研究中国传统诗歌外，也研究西方古典文学，尤其是英国诗歌。1923年9月，闻一多第一部新诗集《红烛》在国内由泰东书局出版。收录一百零三首诗歌。显示了闻一多的才华。
1925年，闻一多回国，先后任教于北京艺术专科学校，武汉大学、青岛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等。
如同朱自清一样，闻一多早年思想并不激进，但一直关切国运民瘼，为黎民黔首的困厄大声疾呼，是一位爱国主义诗人。1927年春，他一度参加北伐军宣传工作。
1928年，第二部诗集《死水》由新月书店出版，收二十六首诗，都作于回国之后。到抗战时期，闻一多积极投入宣传抗日救国。抗战胜利后，目睹国民党黑暗腐败，终于“拍案而起”，参加爱国民主运动。1946年7月15日，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用自己的鲜血写出人生的壮丽诗篇。
在《红烛》中，诗人唱道：
红烛啊！
流罢！你怎能不流呢？
请将你的脂膏，
不息地流向人间，
培出慰藉的花儿，
结成快乐的果子！
闻一多的诗集《红烛》，有明显的艺术追求，内容上多是对生活的美与爱的向往、渴望和追求。艺术追求，系继承李白、李商隐、陆游的艺术传统。如《李白之死》以诗的幻思写诗人李白为追求爱与美而死去，《爱与美》超越了唯美主义，而具有更深层的意义。在思想上，《红烛》受到了郭沫若《女神》激情澎湃、抒发时代热情的影响。《红烛》的出版有赖于郭沫若的帮助，是郭沫若将它介绍给上海泰东书局的。当然，闻一多很清醒地意识到，他虽与郭沫若诗歌有“同调”部分，但在思想意识和艺术观上却与郭沫若和创造社是有区别的。
创造社却把闻一多视为“同道”，甚至其成员。但闻一多却不想加入创造社。他很欣赏郭沫若的文学天赋，也肯定创造社田汉等人的文学成绩，但郭沫若与创造社无端地对文学研究会发动没有道理的批判，闻一多是绝不苟同的。故闻一多与郭沫若、创造社虽保持文学上的联系，并未引为志同道合的友朋。闻一多回国后，更多地与徐志摩和新月社有密切联系，与创造社没有直接联系。
闻一多与徐志摩甫一相见，即有好感。1925年闻一多从美国回到北京，在谋职时，与徐志摩“相见如故”，从此过从甚密。他频繁而有兴味地出席由徐志摩召集的聚餐会、茶话会、讨论会。8月9日，他参加新月社的茶话会，徐志摩、汤尔和、林长民等出席。两天后，他又参加了徐志摩组织的午餐会。参加者有胡适、丁西林、萧友梅、陈通伯、张仲述等各界名流。实际上，闻一多已走进北京由著名学者、作家等组成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社交圈。
还是在徐志摩的鼎力帮助下，闻一多在《晨报副刊》谋得编辑职务。闻一多有一段精彩的对话，写这一谋职过程，见于闻一多8月11日参加完徐志摩午餐会后致闻家聪的信（《闻一多全集》）。
徐志摩问：“谋到饭碗否？”
闻一多答：“没有。可否替我想想法子？”
两人谈到了“晨副”，徐志摩就说：“一多，你来办罢！”
后来，闻一多到新成立的北京艺术专门学校担任了教务长，又借助徐志摩主编的《晨报副刊》创办了《诗镌》。在这一阵地上，闻一多提倡新格律运动，已与郭沫若的《女神》诗风渐行渐远。
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徐志摩等作家纷纷离京到沪。原计划在上海创办《新月》杂志和新月书店，由徐志摩和闻一多共同主编。但令人意外的是，闻一多1928年到武汉参与创办武汉大学。《新月》由徐志摩独撑门面，他又于1931年创办《诗刊》。闻一多刚由武汉大学转到青岛大学任教，即收到徐志摩的约稿信件。在徐志摩的催促下，闻一多创作了长诗《奇迹》，寄给徐志摩。见到《奇迹》，兴奋至极的徐志摩在《诗刊·序》中说：
我要说的奇迹，是一多“三年不鸣，一鸣惊人”的奇迹。
徐志摩不幸在当年11月19日，因所乘飞机在济南上空坠落而遇难。闻一多闻之，似乎淡然。徐志摩在北京和青岛的朋友，闻讯纷纷到济南坠机处，去吊祭徐志摩。闻一多并未前往，为友人洒一掬悲泪。甚至，他连一篇纪念徐志摩的文章都没写。这自然为世人所不解。后来，在《闻一多年谱长编》中透露出一点端倪。闻一多的学生臧克家曾问老师闻一多，何故不写文纪念徐志摩？闻一多反问：“志摩一生，全是浪漫的故事，这文章怎么个做法呢？”
闻一多的回答，显然言不由衷。浪漫的故事，闻一多在青岛大学与方令孺也发生过。实际上，闻一多从1928年始，与新月社、徐志摩在精神思想、艺术旨趣上发生巨大分歧，他不到上海参与《新月》杂志工作，转而到武汉大学，即已表示与新月社、徐志摩分道扬镳。
1926年4月至1926年6月，闻一多主编的《诗镌》仅出十期。闻一多在《诗镌》努力提倡新诗形式中以音节的美配合形式美、文字美的新格律诗“三美”理论，对探索新诗继承传统和形式的多样化，是有益的。该年4月15日，闻一多致信梁实秋说：
《诗镌》同人之音节已渐上轨道，实独异于凡子，此不可讳言者也。余预料《诗刊》之刊行已为新诗辟第二纪元，其重要当与《新青年》《新潮》并视，实秋得毋谓我夸乎？
自视自己是新诗理论和创作的领袖，并将《诗镌》的历史地位和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等相提并论，就过于自信了。
没过多久，闻一多欣赏的“清华四子”之一的诗人朱湘发表批评闻一多的文章，说：
闻君是被视为老大哥的，然而老大哥是老大哥，诗是诗，完全不能彼此发生影响。而且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更得要小心，因为一不在意，便易流入标榜的毛病。所以我在没有批评闻君的诗以前，先为自己立下一个标准，就是：宁可失之酷，不可失之过誉。
朱湘认为闻诗之短处有两个：一是用韵不讲究，即“不对”“不妥”“不顺”；二是用字“太文”“太累”“太晦”“太怪”（《闻一多年谱长编》）。
自视甚高的闻一多当然难以接受朱湘的批评，在4月27日写给梁实秋的信中，大为失态：
朱湘目下和我们大翻脸，说瞧徐志摩那张尖嘴，就不像是作诗的人，说闻一多妒嫉他，作了七千言的大文章痛击我，声言要打倒饶（孟侃——引者）杨（世恩——引者）等人的上帝。这位先生的确有神经病，我们都视他同疯狗一般……这个人只有猖狂的兽性，没有热烈的感情。至于他的为人，一言难尽！
朱湘者，20世纪20年代以《废园》《小河》和《采莲曲》等诗篇名噪文坛，位列“清华四子”之一，又成“新月派”三巨头之一。朱湘性格独立，从不迎合世俗，不媚权威，反对文坛丑陋现象，并用犀利文章批评文坛的不公正状态。
朱湘因清高和自负，文坛可视为知己者寥寥无几而怅惘孤寂。朱湘又才华横溢，诗歌写得好，文学评论也独具慧眼。比如，在1924年12月，他以笔名“天用”，在《文学》周刊发表《呐喊》一文，在当时文坛引起普遍关注。其文态度客观冷静，严谨周详。在充分肯定鲁迅小说《呐喊》乡土题材的价值意义的同时，也对鲁迅小说的艺术结构及语言文字提出批评。例如，朱湘对《阿Q正传》独具艺术个性的评价：“在上述八篇乡间生活的小说中，《阿Q正传》虽然最出名，我可觉得它有点自觉的流露。”朱湘这篇不随波逐流的评论，被台静农收入1926年开明书店出版的《关于鲁迅及其著作》一书，成为研究鲁迅的重要文章。
1926年4月10日，朱湘在《晨报副刊·诗镌》上发表诗评《郭君沫若的诗歌》，对其诗的题材及其想象力予以赞赏。后又写《再论郭君沫若》时，毫不客气地批评郭诗中有模仿美国诗人惠特曼的痕迹。
1927年9月，徐志摩出版新诗《翡冷翠的一夜》，朱湘便发表措辞尖锐的批评文章。这是继1926年上半年始，朱湘与闻一多、徐志摩等交恶后写的诗评。不独批评这两位朋友，朱湘对胡适的《尝试集》也以“内容粗浅、艺术幼稚”批评之。
朱湘对这些著名诗人，以诗论诗，既无迎合阿谀之态，也无个人恩怨混于其间。闻一多致信梁实秋漫骂朱湘，显示他不够宽容大度。后来，朱湘身陷困境，曾向饶孟侃求救，但闻一多竟写信给饶曰：朱湘“不是一声不响，便是胡扯，骗你一顿。这有什么办法！你若有更好的办法，还是不必借钱给他”。尽管朱湘死后，闻一多有了后悔，写信给饶孟侃，“我劝你不要寄（钱——引者），但我总觉得不安”。但还是暴露了闻一多的冷漠、刻薄和不厚道。
闻一多从在清华开始，周围就围拢了一批诗友，特别还有一批学生辈的年轻诗人投在他的麾下。许多年轻诗人如臧克家、饶孟侃、方玮德、陈梦家，皆是他的弟子。他们的创作和成长，都离不开这位师长的奖掖。师生关系，也可谓融洽。比如，闻一多写信给饶孟侃说：“接到你的诗，边走边看，一个人笑得嘴都不能合缝。子离，你真是‘可人’。”
闻一多爱弟子，胜过子女。他常把他们的照片置于案头。据他说，一次他心血来潮，刚把饶孟侃的小照摆出来，第二天就接到饶孟侃的来信和诗，他说这是“心灵感应”。一次，他托同事、年轻的方令孺向其侄方玮德要照片，为的是“想借以刷去记忆上的灰尘”。正巧方令孺手头有方玮德的照片。闻一多将方玮德的照片摆在案头，“与我对晤”。据曹未风在《辜勒律己与闻一多》一文中说，闻一多在青岛的书斋，桌上摆了两张照片，“他时常对客人说：‘我左有梦家，右有克家。’言下不胜得意之至”。闻一多经常改他们的诗，还给他们的诗集写序言，介绍出版。学生的成就令闻一多非常振奋，他甚至将弟子视为自己的“死敌”，以示喜欢。
谁会想到，过了几年，仅仅因为臧克家发表的诗评中，说了一句老师的诗集《死水》“只长于技巧”，闻一多便大为火光，指责弟子在“诬枉”他是一个“故纸堆”的“蠹鱼”。后来与臧克家几成陌路。
有关方令孺，这里要多说几句。梁实秋作为他的朋友、同事，在他的《方令孺其人》中，这样介绍方令孺：
方令孺，安徽桐城人。桐城方氏，其门望之隆也许是仅次于曲阜孔氏。可是方令孺不愿提起她的门楣，更不愿谈她的家世，一有人说起桐城方氏如何如何，她便脸上绯红，令人再也说不下去。
查1966年1月19日巴金日记，有这样的记载：
六点陈同生夫妇来看九姑……今天是九姑的七十岁生日，我和萧珊同罗荪夫妇请她吃晚饭……九点前分两批去东湖招待所，又在九姑房内坐了一会。
“九姑”者，乃方令孺也。方令孺在青岛大学任教时，文学院院长闻一多与杨振声、赵太侔、陈季超、刘康甫、邓仲存、方令孺、梁实秋等教授，在教课之余，常常把酒临风，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饮，三十斤一坛花雕一摆上桌，不久即被饮罄，人称“酒中八仙”。他们自誉“酒压胶济一带，拳打南北二京”，甚是豪壮。
同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不与“八仙”为伍。写小说《八骏图》，即以此“八仙”为原型，讽刺世俗情欲之冲突，揭示“八骏”道德观之虚伪，具有讽刺意味。闻一多据此与沈从文断交。
但是，“八仙”之一、常饮酒为乐、一直对旧式婚姻不满的闻一多，与“新月派”诗人方令孺产生了感情。闻一多认为她“能作诗”，经常教她写诗方法，接触即多，就有梁实秋在《谈闻一多》中所说：“方令孺与闻一多在感情上吹起了一点涟漪，情形并不太严重。因为在感情刚刚生出一个蓓蕾的时候，就把它掐死了。”
梁实秋对闻一多与方令孺间的情愫轻描淡写。作为闻一多的朋友，他在维护闻一多的形象，是可以理解的，感情这东西，有谁能说得清呢？方令孺怅然离去，为这一点涟漪，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1992年，百花出版社出版了《方令孺散文集》，序中说：“方令孺，我国现代女诗人、散文家、现代文学教授。”
1928年1月新月书店出版的诗集《死水》，无论在思想感情上，还是在诗歌艺术上，都比《红烛》更成熟。无论是作为爱国诗人，还是新格律诗人，闻一多的代表作应是诗集《死水》。《死水》有思想的光彩，有诗人爱国的真情。
其中，《发现》一诗，已不单是游子对故国的眷恋，更多的是屈原“天问”式的悲愤。爱国之情在诗里燃烧：
我来了，我喊一声，迸着血泪，
“这不是我的中华，不对，不对！”
我来了，因为我听见你叫我；
鞭着时间的罡风，擎一把火，
我来了，不知道是一场空喜。
我会见的是噩梦，那（哪——引者）里是你？
那是恐怖，是噩梦挂着悬崖，
那不是你，那不是我的心爱！
我追问青天，逼迫八面的风，
我问，拳头擂着大地的赤胸，
总问不出消息；我哭着叫你，
呕出一颗心来，——在我心里！
诗集《死水》与诗集《红烛》的差异，使诗集中多了深刻的社会内容。如《天安门》，写的是三一八惨案；《荒村》写的是军阀统治下农民的悲苦境遇；《罪过》写的是凋敝的城市里小商小贩的艰苦日子；《飞毛腿》写骆驼祥子们为生存而苦奔的惨状。诗中底层人民的痛苦生活，构成一幅控诉黑暗社会生活的悲惨画图。而《死水》一诗，既表达了诗人对黑暗社会的彻底绝望，“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清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又企盼社会发生变革，“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
诗集《死水》有不少抒发个人情怀的诗篇。如有对爱情的絮语，有对亲情的咏叹。《大鼓师》呈现了人生的沧桑感，“我”漂泊世界，唱歌无数，待要为自己妻子唱时，“歌儿早已化作泪儿流了”。《忘掉她》是悼念早夭女儿的悲歌，“忘掉她，像春风里一出梦，像梦里一声钟”，其幽远、缥缈的诗句里，却蕴藏着永远的伤痛。《死水》已拂去了《红烛》的浪漫轻柔的气息，承载了太多岁月的印痕。
从《红烛》到《死水》，闻一多的诗歌艺术有了发展。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力方面，依如《红烛》，但在诗歌形式的锻造方面，已与《红烛》有明显不同。《死水》大多数诗篇是按他提出的“三美”要求（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创作的格律诗。在这一点上，闻一多与徐志摩提出的“把神韵化进形式去……又得把形式表现出来”的主张有些相似。闻一多认为新诗格律是“表现的利器”，并提出“新诗的格式是根据内容的精神制造成的”（《诗的格律》）。这一理论是否正确，不是此处讨论的，但从闻一多因一些诗评家说其诗“长于技巧”而勃然大怒，不惜与友人翻脸来看，他对所谓新诗格律化的标榜，是经不起推敲，不合逻辑的。
在诗集《死水》之后，闻一多在徐志摩的坚请下作四十九行《奇迹》一诗，此后再无新诗发表。经多年从事学术研究之后，他终于明白“我是在新诗之中，又在新诗之外”，乃是他对新诗研究最具真知灼见的精辟阐述。
诗家们在研究闻一多诗歌创作及其诗论，特别是评价中国现代格律诗的建树上，过高地推崇闻一多的贡献。殊不知，在提倡“现代格律诗”方面，俞平伯、徐志摩、戴望舒诸人，都做出了贡献，非独闻一多。而他们之后，格律诗衰落，除因后继者缺乏生活的内涵，或拙于学养及艺术素养外，“现代格律诗”缺乏理论支撑是不争的事实。五十多年后，何其芳力图重振“现代格律诗”，收效甚微。何也？所谓“现代格律诗”是个伪命题，因为它违背了诗的艺术发展规律。
闻一多在诗的形象、意境和想象上做了很多有益的探索，创作了大量不朽的诗篇，成为中国诗史上一个有鲜明艺术个性的诗人，在新诗格律化的探索方面，也是一位探路者。
“一生为故国招魂”
——钱穆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35年，钱穆三十多万字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出版，引起学术界极大轰动，被学术界视为中国史学界“划时代的巨著”，誉之为“释古派”的扛鼎之作。
陈寅恪对《先秦诸子系年》也极为赞赏，多在不同场合称赞其书“极精湛”，“心得极多，至可佩服”，常将之与王国维的著作相提并论，云“自王静安后未见此等著作”，可谓推崇备至。
《先秦诸子系年》在莘莘学子间，影响也很大。在钱穆曾任教的燕京大学和正在任教的北京大学反响热烈，皆称该书的自序，就足以让读北大、燕大的史学研究生细读几天。更有人说，该书任意十行文字都可以让“世界上随便哪一个有地位的研究汉学专家，把眼镜戴上了又摘下，摘下又戴上，既惊炫于他的渊博，又赞吁他的精密”。
顾颉刚读了《先秦诸子系年》后，合卷叹曰：“作得非常精练，民国以来战国史之第一部著作也。”
《先秦诸子系年》的出版与钱穆进北平，与顾颉刚有关。1929年春，从广州中山大学回北京途中，时已任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并编辑《燕京学报》的顾颉刚，在故乡苏州稍作停留。他在家乡友人的陪同下，到苏州中学拜访了在校任教师的钱穆。在其办公桌上，发现了钱穆写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翻阅一下，很感兴趣，遂借到家里认真阅读。几天以后，顾颉刚行期在即，钱穆至顾家回访。其时，顾颉刚已读完《先秦诸子系年》书稿，便兴奋地对钱穆说：“你的《先秦诸子系年》只是匆匆翻阅。我看你不宜长在中学中教国文，应该去大学中教历史。”并表示可以推荐他去中山大学任教，同时邀钱穆给《燕京学报》写稿。
顾颉刚回京不久，中山大学便在其推荐下，致电钱穆，聘他到该校任教。因故钱穆未能成行。
就在这一年，钱穆刊印《刘向歆父子年谱》，开辟了一条以史治经的新路径。胡适盛赞道：“钱谱为一大著作，见解与体例都好。”天津《大公报》也称之为“学术界上的大快事”。
钱穆乃自学成才，却不迷信权威。当时康有为《新学伪经考》被学术界视为权威。应顾颉刚之约，钱穆将《刘向歆父子年谱》投给《燕京学报》。寄稿之前，钱穆有过犹豫，他知道，顾颉刚是康有为学术观点的拥护者。而自己的文章正是证明康氏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最后，他相信顾颉刚会出于公心，尊重学术研究之精神。果然，顾颉刚将《刘向歆父子年谱》发表在《燕京学报》，并以此文为由，将钱穆推荐给燕京大学任教。钱穆感慨系之，曰：顾颉刚“此等胸怀，万为余特所欣赏”。
钱穆的《刘向歆父子年谱》甫一发表，影响甚大，推翻刘歆遍造群经说，在经学史上另辟以史治经的新径，对经学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罗义俊说，从此“北平各大学经学史及经学通论课，原俱主康说，亦即在秋后停开，开大学教学史之先例”。
不久，顾颉刚又向燕京大学推荐钱穆。1930年，钱穆应聘到燕京大学任讲师。
一天，校长司徒雷登在家设宴，邀燕京大学教师赴宴，钱穆也受邀。司徒雷登在酒桌上问大家对燕大的印象如何，钱穆直率而言：原本以为燕京大学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中国化的大学，心中特别向往，我来燕大一看，才发现实际并非如此。一入校门就见‘M’楼、‘S’楼，这难道就是所谓的‘中国化’吗？我希望把燕大各建筑都改为中国名”。
钱穆这番话，乃是第三话题。大家听罢，相视一笑，无人应和。但司徒雷登校长听进去并记住了。不久，燕大为此专门召开校务会议。改“M”楼为“穆”楼，“S”楼为“适”楼，其他建筑也一律改为中国名称。燕大校园有一湖，风景秀美。为给它取名，教授们纷纷献名，皆不能入选，于是钱穆以“未名湖”称之，此名沿用至今。钱穆直言“中国化”，用心良苦；司徒雷登从善如流，令人钦佩。
钱穆在1931年秋，转到北京大学任教，在历史系开设“中国上古史”课程。与胡适的欣赏和力邀有很大关系。另一原因，乃是钱穆认为燕京大学西化倾向严重，虽经他向司徒雷登校长表示不满，有些改进，但仍觉积习难改。燕京大学一般都用英文发布告通知，连收水电费等项也不例外。钱穆曾为此一年不交水电费，以示不满。校方派人来询问，钱穆曰：“我是学校聘来的国文教师，没必要看英文。”虽将水电费交了，但对这种严重西化教育的现象，一直心有不满。
对燕大西化不满，并未影响钱穆的教学工作。据当时就读的学生李素回忆，他的教学非常受学生欢迎，成为燕大一景。李素这样介绍宾四（钱穆字宾四）先生的教学：
采用旧式教授法，最高兴讲书，往往庄谐并作，精彩百出，时有妙语，逗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宾师是恂恂儒者，步履安详，四平八稳，从容自在，跟他终年穿着的宽袍博袖出奇地相称。他脸色红润，精神奕奕，在课堂里讲起书来，总是兴致勃勃的，声调柔和，态度闲适，左手执书本，右手握粉笔，一边讲，一边从讲台的这端踱到那端，周而复始。
他讲到得意处突然止步，含笑而对众徒，眼光四射，仿佛有飞星闪烁，音符跳跃。那神情似乎显示他期待诸生加入他所了解的境界，分享他的悦乐。他……和蔼可亲。谈吐风趣，颇具幽默感，常有轻松的妙语、警语，使听众不禁失声大笑。所以宾师上课时总是气氛热烈，兴味盎然，没有人会打瞌睡的。
钱穆课堂气氛热烈、轻松，但对批阅试卷却十分严格。按燕大规定，不及格可补考一次，仍不及格予以开除学籍。他教的学生里，也会出现因此失学者。但他总是找到校方，要求重批试卷，尽力挽回开除局面。
钱穆来到北京大学后，他和胡适的课大受学生欢迎，为北大上座率最高的教授，当时有“北胡南钱”之说。王玉哲在《我和中国上古史》一文中，回忆钱穆之讲课时说：
钱先生讲上古史与别人不同，不是从远古讲起，而是先讲战国，再逆向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节、面面俱到地讲，而是以学术问题为中心，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层层剖析，讲得娓娓动听，很能启发人深入思考。
钱穆在北大声名鹊起，为北大著名“岁寒三友”之一。“三友”者，钱穆、汤用彤和蒙文通之谓也，“钱先生的高明，汤先生的沉潜，蒙先生的汪洋恣肆，都是了不起的大学问家”（李埏《昔年从游乐，今日终天痛》）。
1929年春，顾颉刚回京途中，到苏州拜访钱穆。在南京内学院听欧阳竟无讲佛学的蒙文通，也慕名到苏州拜访钱穆。之前，蒙曾写万言长信，表达自己对钱的学问的钦佩。二人一见如故，同游灵岩山，同乘轿到太湖的邓尉山游览。一路上，湖光山色迷人眼，但蒙文通只顾披览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书稿。边读边赞叹不已，他对钱穆说：“君书体大思精，惟当于三百年前顾亭林诸老辈中求其伦比。乾嘉以来，少其匹矣。”故到北大后，方有“岁寒三友”。
当然，钱穆在给学生上课时，也会受到挑战。一次，在课堂上，一位学生问：“听说先生不懂龟甲文，怎么能讲上古史呢？”
钱穆从容答道：“我不懂龟甲文，因此课堂上不讲。但同学们应当知道，龟甲文之外，还有上古史可讲。你们可以试着听听……事有可疑，不专在古。上古也有许多不可疑之处。比如有人姓钱，此钱姓便属古，没有可疑。我相信其有父有祖，乃至高祖、曾祖以上三十几代前，就是五代吴越国王钱镠。以上还有钱姓。近来有人却不姓钱，改姓‘疑古’，自称‘疑古玄同’，这是什么道理？”
钱穆在课堂上举例，并无讽刺钱玄同的意思，但还是有人说：“你的胆子太大了！”并告诉他，“你知道吗？班上听你课的里面，就有钱玄同的儿子，你可别惹是生非。”
一天晚上，同事宴请，钱穆、钱玄同都在被邀之列。因其同姓同宗，主人将二人安排坐在一起。于是就有了下面的对话。
钱玄同：“你知道我有个儿子在你班上吗？”
钱穆：“知道。”
接着，钱玄同告诉钱穆，他的儿子在上其“中国上古史”课时，将他所讲一言一句，皆仔细做了笔记，他都一字不漏地看过。
钱穆说：“是的，像他这样勤奋好学的特别少见。”说完心里忐忑，怕自己在课堂上有不当之词，让钱玄同心存不满。岂料，钱玄同黯然且有些失落地说：“我儿子很相信你的话，不听我的。”
钱穆能到北京大学任副教授，与顾颉刚和胡适的鼎力相助有关。胡适邀请顾颉刚到北大任教，钱穆正向燕京大学提出辞呈。顾颉刚写信给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他的老师胡适说：“我想，他如到北大，则我即可不来，因为我所能教之功课他无不能教也。且他为学比我笃实，我们虽方向有些不同，但我尊重他，希望他常对我补偏救弊。故北大如请他，则较请我为好。”胡适同意弟子的建议，遂有钱穆到北大任教。顾颉刚则到燕京大学当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自古文人相轻，但胡适、顾颉刚却极赏识重用钱穆，表现了真正清流的阔大胸襟。
胡适十分欣赏钱穆的才学。有人向他请教先秦诸子问题，胡适就让他们去找钱穆，曰：“有关先秦诸子事，可向宾四先生请教，不必再问我。”钱穆对胡适的知遇之恩，也心存感激。但他却与胡适一直保持君子之交。一次，胡适生病，很多同人都去拜望，钱穆无动于衷。友人对他大加责备，谓之薄情寡义，辜负了胡适对他的栽培、提携。钱穆淡然笑说，这是两回事，我只为感恩去看他，今后叫我如何做人？感情与学问，钱穆分得清楚，他也从未因感情而在学术上苟同胡适。
胡适和钱穆在一些学术观点上大相径庭。一学生问钱穆：“旧同学告诉我，应当用心听胡适先生与钱穆先生的课，可是二人讲的观点正好相反，不知两位先生可曾当面讨论统一观点？”
钱穆沉思片刻说：“此处正见学问之需要。汝正当从此等处自有悟入。若他人尽可告汝一是，则又何待汝多学多问？”
胡适认为老子早于孔子，钱穆则说老子晚于孔子，为此二人打了很长时间的笔墨官司。钱穆常在课堂上批评胡适之老子早于孔子论，说：“关于这一点，胡先生又考证错了！”并指出错在什么地方。
钱穆敢于与当时声誉日隆的胡适发生争论，可见其治学态度的严谨和学术勇气。
胡适一次上课，谈起他与钱穆的论争，风趣地说：“我反对老聃在孔子之后的说法，因为这种说法的证据不足。如果证据足了，我为什么要反对？反正老子并不是我的老子。”
钱穆与胡适因都做学问，而相互看重，但因对新文化运动有分歧，而彼此有芥蒂。
钱穆一向反对新文化运动，他说：新文化运动“凡中国固有必遭排斥”，“厚诬古人，武断已甚”，“谴责古人往事过偏过激”。自然对新文化运动的领袖胡适也多有批评。
钱穆曾激烈地批评胡适等，“当时中病实在一辈高级知识分子身上。而犹如新文化运动诸巨子，乃群据大学中当教授，即以大学为根据地大本营”。
钱穆甚至为自己未随新文化运动之大浪而动感到骄傲自豪：
时余已逐月看《新青年》，新思想新潮流坌至涌来。而余已决心重温旧书，乃不为时代潮流挟卷而去。及今思之，亦余当年一大幸运也。
但钱穆曾对胡适大加赞誉，则与此论相悖。他说，胡适“介绍西洋新史学家之方法来治国故，其影响于学术前途者甚大”。他将梁启超和胡适做了比较，他说梁氏著作是“精美详备”，“惟其指陈途径，开辟新蹊，则似较胡氏为逊”。但笔锋一转，又指出胡适代表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也存在不足，“要之其书足以指示学者以一种明确新鲜之方法，则其功亦非细矣”。
胡适做学问一直严谨，求证甚严，论其治学功力，也远在钱穆之上，而钱之“其功力亦非细矣”一句，无非在抬高自己。他自己说：“余自入北大，即如入了一是非场中。”此乃偏见，平心而论，北京大学多研究学问，少社会上的名利是非。若说北大是个学术上讲是非的地方，是不错的。连钱穆自己都说：“大凡余在当时北大上课，几如登辩论场。”据说，当时北大学生不分文史科，都愿意去听胡、钱二位的课，连北大教授夫人们都是听罢胡适听钱穆，然后成为时髦话题。
在史学研究问题上，胡适与钱穆有些观点不甚相同，这很正常。史学家面对的是客观世界，历史的陈迹是客观的东西，如何再现历史事实的真相，在历史陈迹中发现历史精神，是胡适、钱穆的共同追求。二人又都是浩博宽豁的通儒，可以有些个人的毛病，但以他们的人格，还不会建立门户的壁垒，彼此为敌或钩心斗角。
一些资料说，钱穆去找胡适借《求仁录》一书，胡适虽有，却怕失而不借，结果钱穆在书摊上“仅数毛钱购得”，有什么意思呢？
又有人说，1933年暑假，胡适拜访钱穆，与他商量不再聘蒙文通事，理由是蒙的方言太重，学生听不懂。钱穆据理反驳，胡适两次“语终不已”，“两人终不欢而散”。于是，钱穆对胡适不满，说：“文通所任，乃魏晋南北朝及隋唐两时期之断代史。余敢言，以余所知，果文通离职，至少三年内，当务色不到一继任人选，其他余无可言。”有研究者认为，此乃暗示钱穆对陈寅恪的研究并不认同。因当时研究晋到唐史的人中，文史界公认陈寅恪最权威。
胡适并不介意钱穆对他有微词，一直友善相待。一次，商务印书馆想请胡适编一本中学国文教材，胡适立刻想到曾在中学教书多年的钱穆，便请钱合编。钱拒绝合编。他认为二人的中国文学史观根本不同，最好各编一本，让读者比较阅读。
钱穆初到北平，其治史重考据，视胡适的门生傅斯年为同道中人。二人惺惺相惜，交往颇多。傅斯年经常邀请钱穆到史语所做客，史语所宴请宾客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等人时，傅斯年也多请钱穆作陪。还常常让钱穆坐在客人身旁，特向贵客介绍钱穆的学术成就，待之不谓不尊。但仅因学术观点有分歧，钱穆便渐疏远傅斯年。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张其昀问傅斯年对此书的评价，傅斯年说：“向不读钱某书文一字。彼亦屡言及西方欧美，其知识尽从读《东方杂志》得来。”张其昀道：“君既不读彼书文一字，又从何知此之详？”傅斯年微微一笑，避而不答。被钱穆伤透心的傅斯年，用同样的方法回敬曾经的同道中人。
钱穆治学有大视野，从大处入手，但作为一个从乡间走到文化中心北平的中学毕业生，其胸襟尚不阔大，与人交往也欠大气。
钱穆并不是一个躲在书斋和游走于讲台的教授。其弟子余英时在他仙逝时，所作挽联中的“一生为故国招魂”句，极为恰切，最为允当。而他的爱国情更令人肃然起敬。
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国人抗日激情高涨，积极投身救国御侮大潮之中。南京政府要求全国高等学校将中国通史作为必修课。北大原本就是拉开新文化运动、开启新时代的精神高地，现在正处抗日救国的关头，北大教授纷纷要求肩负编讲“中国通史”重任，以唤醒学生和国人的民族意识。十五位教授愿意按历史时段，分头编讲。钱穆提出，通史量大面广，各人对其研究成果并不一致，中间难以贯通，也难免产生矛盾，不如一个人从头讲到尾。众教授觉得有理，便推举陈寅恪和钱穆二人合编讲，可减轻负担。钱穆自告奋勇，认为自己完全能胜任，就不必有劳陈寅恪了。陈寅恪并不与之相争，拱手致谢。最后，钱穆一人在北大主讲自己编的“中国通史”。钱穆早年就立志研究中国文化，为唤起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信心和民族自尊心。他走上了一条积极济世的治学之路。多年苦读精研“莫非因国难之鼓励，爱国之指导”。他在《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就谈过治学目的，即“要为我们国家民族自觉自强发出些正义的呼声”，现在正是自己施展所学的关键时刻，他满怀爱国之志，慷慨而谈。结果好评如潮，听者甚众。
“中国通史”自1933年开讲，先后在北大讲了四年，又在抗日战争时的西南联大讲了四年。这一讲八年的“中国通史”，几乎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钱穆讲授的中心是，统一和光明是中国历史的主流，分裂和黑暗是暂时的。因此，钱穆讲的“中国通史”，颇具深远意义。
1935年，日本阴谋策划“华北自治”。在爱国热情与民族大义的驱动下，爱国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为挽救民族希望，毅然出击。胡适、钱穆、姚从吾、顾颉刚、钱玄同、孟森等百余名北平教授联合发起抗日活动，反对日本干涉中国内政，并敦促国民政府早定抗日大计。
胡适、钱穆等在国难当头之际，始终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精神和良知道义，有些书生意气，更显知识分子之卓见。
钱穆（1895—1990），江苏无锡人。原名思嵘，字宾四。钱穆出身书香之家，其父是前清秀才，因身体孱弱，三次乡试均在考场病倒，从此绝迹科场。钱穆幼时在私塾读书。后进入常州府中学堂就读。毕业后到无锡三兼小学任教，开始自学国学经典。翌年转私立鸿模学校任教。1919年到后宅镇泰伯市立第一初级小学任校长，后又任市立图书馆馆长。1922年秋，转至厦门集美学校教书。一年后又回到无锡，先任江苏省立第三师范教师，1927年转入苏州省立中学任教。1930年，到北平燕京大学任讲师，讲授国文，次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讲“中国上古史”“秦汉史”“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等课程，同时在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兼课。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任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历史系教授。1939年后，又到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华西大学、四川大学、昆明五华书院、云南大学等地任教或短期讲学。1948年后，曾在广州私立华侨大学任教。
1950年只身赴香港，创办私立大学香港新亚书院，自任院长。1955年，被授予香港大学名誉法学博士学位。1960年，应邀至美国耶鲁大学东方研究系讲学，被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在授博士学位时，其颂词称：
你是一个古老文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你把东方的智慧带出了樊笼，来充实自由世界。
1967年，结束四处漂泊生涯，在台湾定居，先后任“中国文化学院”历史系研究所教授、台北“中国历史学会”理监事、台北“故宫博物院”特聘研究员。又一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
1990年8月30日，九十六岁的钱穆在台北去世。
作为自学成才的国学大师，钱穆穷其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和中国历史通史研究，在学界赢得“新儒学”之赞誉。他为我们留下了一笔丰富的文化遗产：《先秦诸子系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刘向歆父子年谱》《惠施公孙龙》《论语要略》《国史大纲》《清儒学案》《中国文化史导论》《庄子纂笺》《文化学大义》《中国历史精神》《人生十论》《中国思想史》《宋明理学概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论语新解》《朱子新学案》《中国学术思想史论》等著作。
台北联经出版社为他出版了《钱宾四先生全集》，三编五十四册，计一千七百万字。
钱穆曾说：“我把书都写好放在那里，将来一定有用。”他的著作，新意迭出，创见尤多，博大精深，并世难有出其右者，已成国学之瑰宝。
钱穆晚年，辞去教职沉潜书斋，专心治学。劳神费目，目力日弱，只能靠夫人胡美琦从浩如烟海的旧籍中查阅资料，引述文字。稿成后，再由夫人诵读，有遗误处，口述订正。钱穆最后一部著作《晚学盲言》，就是这么完成的。
据胡美琦回忆：
他七十三岁大病后，身体尚未完全复原，两眼也患目疾，医生不让他过长时间看书，尤禁晚上看书，所以生活较前轻松，然而他白天仍然全日工作，这样直到他《朱子新学案》一书完成，那是他生命中一大志愿所寄。他自己说：以后我要减少工作时间了。但也仍保持着半日正常的工作；而一遇心里喜欢的题目，他又耐不住加倍地工作了。近几年来，有时他对我说这几天我真开心，写了一篇得意的文章。但文章写完，他总会有一场病。亲戚朋友都劝我要限制他的用功时间，他们关切地说，宾四写作了一辈子，过八十的人，也该休息休息了。
钱穆的生命早已与学术研究相伴共生。到了生命最后一年，钱穆应邀参加新亚书院校庆四十周年。一天，他对夫人说：“这几天我一直在思考一个大问题，我发现了一个从未想到的大发现，真高兴。”发现什么呢？他说：“我今天发现了中国古人‘天人合一’观的伟大。回家后，我要写篇大文章了。这将是我晚年最后的成就了。”
关于“天人合一”，钱穆早已讲过多次，夫人以为夫婿年纪大，记忆减退，故提醒他：“‘天人合一’观你不是早已讲过多次了吗？你怎么自己忘了呢？”钱穆不快，说：“讲过的话，也可再讲。理解不同，讲法也不同。哪里有讲过的话就不许再讲的呢？”对于夫人始终没能理解自己，钱穆有些失望。
钱穆最后一篇文章，写于生命尽头前三个月，他在文中对自己“彻悟”儒家“天人合一”，感到快慰。
他以前讲过“天人合一”的重要性，而生命最后“才彻悟到这是中国文化思想的总根源”，他认为“一切中国文化思想都可以归宿到这个观念上”，“天人合一是中国文化的最高信仰，文化与自然合一则是中国文化的终极理想”。这无疑是钱穆对儒学的一大贡献。
钱穆是在“彻悟”儒家“天人合一”的愉悦中，含笑而逝的。
斯人已去，后人对他的研究和评价并未停止。学术界基本尊钱穆为史学“一代宗师”，甚至有人称他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刘梦溪认为钱穆是“文化史学集大成者”，“章太炎之后，惟钱穆当之无愧”。
杨联升是最为推崇钱穆的，他说“钱先生的中国学术思想史博大精深”，“胡适之恐怕是写不出来的”。
对学者的评价，历来都是毁誉参半。钱穆也未能幸免。在得到推崇的同时，批判也随之而至。
殷海光这样评价钱穆：
他们全然是一群在朦胧的斜阳古道上漫步的人。他们的结论是轻而易举的从庙堂里或名人言论里搬出来的，他们的古典是不敢（也从未曾）和弗洛伊德、达尔文碰头的……他们基本的心态上是退缩的，锁闭的，僵固的，排他的。我和他们是……判然有别的。
徐复观批判钱穆的历史观，是“良知的迷惘”。
钱穆的弟子李敖的话，意味深长：
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
“褒贬无一词，岂得为良史。”（宋·郑文宝《对雪》）评家总要对世上学问说三道四，或褒或贬，但要“疾虚妄”，“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汉书·司马迁传》）。诸子对钱穆的评价，要么抬上天，要么扔入地，都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
引钱穆学生余英时祭奠老师挽联作结，或可公允：
一生为故国招魂，当时捣麝成尘，未学斋中香不散；
万里曾家山入梦，此日骑鲸渡海，素书楼外月初寒。
“黄门侍郎”投入胡适门下
——傅斯年给儿取名“仁轨”及与胡适、鲁迅的关系
1935年，年近不惑的傅斯年喜得贵子。此子系傅斯年与俞大彩所生。傅有两次婚姻。第一次，他在天津读中学时，由祖父做主，与山东聊城乡绅丁理臣之女丁蘸萃拜堂。对这段包办婚姻，傅斯年颇为不满。傅斯年在留学归国后的1934年，在济南与丁蘸萃协议离婚。同年8月，在同窗俞大维的撮合下，与其妹俞大彩在北平结婚。
傅斯年与俞大彩恋爱时，十分投入，几近癫狂。胡适在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
孟真在恋爱中已近两个月，终日发疯，有一天来信引陶诗“君当恕醉人”，误写作“罪人”。我打油诗调之：“是醉不是罪，先生莫看错。这样醉糊涂，不曾看见过。”
这俞大彩不仅是俞大维的幼妹，又是陈寅恪的表妹。她出身名门，自幼受新式教育，思想开放，骑马、溜冰、打网球、跳舞样样精通，是当时的新女性。她曾在上海沪江大学求学，喜文学，擅英文，通书法，尤能写绝妙小品散文。大俞大彩十岁的傅斯年，对神采飞扬、才情卓异的妻子，自是深爱有加。
依傅家传统，傅斯年与俞大彩生了个宝贝儿子，本应按“乐”字排行，傅斯年却给儿子取名“仁轨”。好友罗家伦闻之，大为不解，傅斯年笑道：“你枉费学历史，你忘记了中国第一个能在朝鲜对日本兵打歼灭战的，就是唐朝的刘仁轨吗？”
刘仁轨（603—685），唐朝大臣，唐太宗奇其才，由陈仓尉累迁至给事中。显庆四年（659）出为青州刺史。翌年，苏定方灭百济（朝鲜）小国后，留刘仁轨镇守。百济王子扶余丰再起，进围刘仁愿于府城，刘奉命往援。龙朔三年（663），唐派孙仁师往救，刘仁轨败倭军于白江口，遂灭百济。他统兵镇守，发展生产，为灭高丽创造了条件。
值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断升级之时，傅斯年给爱子取曾剿灭侵寇的唐将之名，其灭日本帝国主义之信心，昭然。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人矢野仁一发表《满蒙藏本来并非中国领土》一文，企图为伪满提供理论依据。傅斯年立刻组织方壮猷、徐中舒、蒋廷黻等人，一起编写《东北史纲》，以确凿事实，向世界证明中国的领土，有力地驳斥了日本人“满蒙藏在历史上非中国领土”的谬论。《东北史纲》出版后，由李济节译成英文，递交国际联盟。遂有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依此观点认可东北是中国领土的结论。
一些史家认为，面对日本侵华的咄咄态势，国民党采取妥协态度，与日谈判，“妄图换取暂时的和平”。关乎国家民族存亡，历史证明，投降和速战之论，皆不可取。在如何抗战问题上，傅斯年曾与老师胡适发生过矛盾。
胡适发《保全华北的重要》，傅斯年遂认为胡适有主和之嫌，勃然大怒，以退出《独立评论》表明态度。一些史家为批判胡适，捏造胡适与傅斯年之争，系主战与主和之争。有趣的是，这些论者，是一直视傅斯年为反动文人而加以挞伐的。此时，傅斯年只是他们手中的一块砖头，目的是打击胡适的。而事实是，傅斯年看过胡适许多关于抗战的文章，又在丁文江等友人的劝说下，特别是与老师胡适长谈之后，了解了胡适的真实意图后，与老师重修旧好。
抗日战争爆发前，傅斯年对蒋介石消极应对日本的政策不满，屡屡发表时评。他在给友人的信函中，将蒋介石称为“蒋”或“委员会”，多有轻蔑之语。
20世纪30年代初期，谈到北京大学，都会说支撑北大的是“三驾马车”。“三驾马车”者，胡适、傅斯年、叶公超之谓也。胡适为领袖，傅、叶乃左膀右臂。
这种说法有些片面，准确地说，胡适、傅斯年、叶公超等，都是在共同辅佐蒋梦麟校长治理、建设北京大学而已。蒋梦麟回忆说：
九一八事变后，北平正在多事之秋，我的参谋就是适之和孟真两位。事无大小，都就商于两位。他们两位代北大请了好多位国内著名教授。北大在北伐成功以后之复兴，他们两位的功劳，实在太大了。那个时候，我才知道孟真办事十分细心，考虑十分周密。
蒋梦麟在1922年就与傅斯年有过关于办教育的深谈。那是蒋梦麟以北京大学教务长的身份到欧洲考察时，与在英国留学的傅斯年的一次谈话。蒋梦麟到德国后，对那次长谈意犹未尽的傅，给蒋梦麟写了一封信，劝他此次考察要特别注意的是，一是比较欧洲各大学行政制度，二是各大学学术重心和学生的训练。傅的视事与处事的能力，让蒋梦麟刮目相看，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蒋梦麟当了北大校长，自然会倚重胡、傅二人。
傅斯年是胡适的得意门生。1917年，胡适初到北京大学任教，讲授“中国哲学史”。初入北京大学的傅斯年，正追随国学大家黄侃，人称“黄门侍郎”。他转投胡适门下，纯属偶然。一次，同宿舍的顾颉刚，很犹豫地对他说，自己所修的“中国哲学史”出了问题。胡适教授讲“中国哲学史”之前，是由陈汉章执教。陈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而胡适却将哲学史拦腰斩断，一上来就从周宣王讲起。这让听课的学生甚为吃惊。顾颉刚说，“骇得一堂中舌桥而不能下”。不少学生认为胡适真的如一些老派教授所云，是在“胡说”，此等教授岂能登堂传道授业。于是，打算将胡适逐出讲台。顾颉刚拿不定主意，就请已在北大校园里大有威望的傅斯年去听听，然后再做决断。傅斯年果真就去听胡适的课。听罢，他对同学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胡适这才脱离被驱的险境。也正是听了胡适这堂课，傅斯年始投胡适门下，参加新文化运动大潮。
陈独秀见傅斯年改换门庭，心存疑虑，说：“这‘黄门侍郎’傅斯年，可不是细作吗？我们不能接纳他！”
胡适不赞同陈独秀的意见，说：“凡用人，即使有疑，也不用怀疑，何况孟真这种人。”
傅斯年被胡适的博学、治学方法和文化人格折服，于是与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毛子水等，一起投入胡适门下。虽然胡适大不了他们几岁，这位高才生却一生奉胡适为师，结下终生不渝的情谊。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已和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创办《新潮》的傅斯年，成了那天学生游行大军的总指挥，并在游行队伍之前，高擎大旗，站在新时代的潮头。
五四运动之后，北大乃至社会突有“新潮社”社员傅斯年、罗家伦被“安福俱乐部收买”之传闻。起因是否与5月5日，傅斯年和胡霹雳发生争执乃至大打出手有关，不得而知。即日，傅主张北大学生应集中力量营救被捕同学，而胡则坚持继续扩大游行示威的规模。二人都坚持己见，以致动手互殴，傅的眼镜被胡打坏。盛怒之下的傅斯年退出运动。所谓被“安福俱乐部收买”，系别有用心者造谣。最有说服力的是，傅斯年在当年10月，在《〈新潮〉之回顾与前瞻》（发在《新潮》）一文中，反思了五四运动，写道：“五四运动过后，中国的社会趋向改变了。有觉悟的添了许多，就是那些不曾自己觉悟的，也被这几声霹雷，吓得清醒”，“以后是社会改造运动的时代”。
但谣言杀人，傅斯年与罗家伦颇为沮丧。胡适站出来，发表《他也配》一文，为自己的学生辟谣：“‘安福部’是什么东西？他也配收买得动这两个高洁的青年！”
谣言止于智者，仗义执言的胡适，为弟子洗冤之举，令傅、罗感动。
也是这年，胡适著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一时轰动学界，洛阳纸贵，再版八次，发行计两万多册。这在当时，已是天文数字的畅销书了。周氏兄弟之《域外小说集》，发行不过几十本。但傅斯年写信告诫老师：“我在北大期中，以受先生之影响最多，因此极感，所念甚多。愿老师终成老师，造一种学术上之大风气，不盼先生现在就于中国偶像界中备一席。”这对老师是清醒的警告。直到1926年，傅斯年再次评价《中国哲学史大纲》时，依然认为“长久价值论，反而要让你的小说评论居先”。此论自然失当，但对老师直言评价，不一味虚美的态度，是科学的，也是真实的。
正是傅斯年这种精神，让胡适更加器重自己的这位“夸而有节，饰而不诬”、坚持己见的高徒。
胡适的另一弟子罗尔纲曾说：“有朋友问过我：‘胡适最尊敬的朋友是谁？’我不能确切地回答……但是，当朋友问到我：‘胡适最看重的学生是谁？’我立刻回答说：‘傅斯年。’”
1934年，胡适在撰写《说儒》，据罗尔纲说，傅斯年常到胡适家与他探讨。每次见他们师生交谈时，总听傅左一声先生，右一声先生，态度极为恭顺。所以罗尔纲说，对胡适恭敬顺从，“没有一个同傅斯年这样的”。
这年7月，刘半农去世。北大中文系急需找人接替刘半农之缺。文学院院长胡适找到已任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借罗常培救急。傅除了同意罗到北大，还特为他配备三位助理。胡适借去罗常培及其助手三年之久，不再提归还之事。傅斯年写信向老师讨要：“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胡适用得顺手，最终还是“久借不归”。
傅斯年与鲁迅的关系，似较为繁杂。
傅斯年不是鲁迅的学生，但在他们创办《新潮》时，得到过周氏兄弟的支持。那时，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与陈独秀、胡适等人合办《新青年》，在教育部当佥事的周树人也与《新青年》关系密切。
1919年1月16日，鲁迅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谈《新潮》时说：
惟近来出杂志一种曰《新潮》，颇强人意，只是二十人左右之小集合所作，间亦杂教员著作，第一卷已出，日内当即邮寄奉上。其内以傅斯年作为上，罗家伦亦不弱，皆学生。
由此信可见，鲁迅还是肯定《新潮》，对傅斯年和罗家伦的文章也有好评。但有的书上说鲁迅“对傅的文章赞许连连”并无出处，是臆造之语。的确，鲁迅在1919年4月16日曾致信傅斯年，此信以“对于《新潮》一部分的意见”为题，发在《新潮》第一卷第五号上。信中说：“现在对于《新潮》没有别的意见”，“《新潮》每本里面有一二篇纯粹科学文，也是好的，但我的意见，以为不要太多，而且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此外，还提出，“《新潮》里的诗写景叙事的多，抒情的少，所以有点单调”。信中还自谦：
《狂人日记》很幼稚，而且太逼促，照艺术上说，是不应该的。来信说好，大约是夜间飞禽都归巢睡觉，所以单见蝙蝠干了。我自己知道实在不是作家，现在的乱嚷，是想闹出几个新的作家来。——我想中国总该有天才，被社会挤倒在底下，——破破中国的寂寞。
鲁迅这段文字很清醒，也很深刻。可惜一些史家却视而不见。比如，鲁迅对《狂人日记》艺术上不足的清醒认识，比如将自己比作蝙蝠的自谦，比如要破中国寂寞的战斗精神，比如对“新的作家”的呼唤和期待……这篇文章，让我们不经意间看到一个早年真实的鲁迅。
此外，鲁迅在信中对叶绍钧等人小说的评价，也极具眼力。
我们也可从这封信中，揣摩出傅斯年对《狂人日记》的推崇。联系到《狂人日记》发表后，张东荪撰文攻击鲁迅时，傅斯年奋而著文反击，证明傅斯年是站在鲁迅一边的。
鲁迅除了支持过傅斯年等人办《新潮》，还维护过傅斯年的尊严和声誉。沈泊尘与傅斯年因对新文学的立场不同而有隙，曾给傅斯年画两幅漫画。一幅画傅斯年从屋里扔出孔子牌位，一幅画傅斯年捧着一个上书易卜生的牌位走进屋里。此两幅漫画刊于一直反对新文化运动的《时事新报》，针对新文化运动，可谓极具讽刺意味。鲁迅对此大不以为然。
傅斯年与鲁迅的淡然之交，维持到傅斯年1926年留学归国。傅斯年在广州中山大学任国文和历史两系的系主任，后鲁迅也到中山大学任教。两人曾有一段交往亲密的友谊。当时二人忙于教学，得其所哉。据当时在中山大学读书的学生钟功勋回忆：
孟真师博学多才，开的课很多……有《中国文学史》《尚书》等五门课……《尚书》除《盘庚》《康诰》等二三篇外，其余他都可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一段地写，并没有《尚书》在手里……孟真师上堂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讲得很快，无法笔记。他随着兴之所至写黑板，常常不管下课钟声的。
另一位学生温梓川回忆：
记得那年秋季开学时，中山大学请来了一个肥头胖耳的大块头，他有一头蓬松的乱发，一对玳瑁的罗克式的大眼镜，他经常穿着那时最流行的大反领的ABC白衬衫，没有打领带，外面罩上一套白哔叽西装，那副形容，说起来就是那类不修边幅的典型，但却显出了与众不同的风度。他似乎永远是那么满头大汗，跟你说不上三两句话，便要掏出一方洁白的手巾揩抹他的汗珠，他老坐在中大出版部附设的民俗学会里，满头伏在室中央的一张大方桌上写着什么。
学究式的傅斯年刚到中山大学时，是勤奋、敬业而快乐的，从学生的回忆看，学生对他的学问根基的扎实、教学的认真、品行的端厚是很敬佩的。但傅斯年拟请同窗顾颉刚来中山大学执教，他与鲁迅的关系突然改变了，他的忙碌而惬意的生活也改变了。
先是鲁迅闻之，发雷霆之怒：“鼻（顾颉刚）来，我就走！”傅仍坚持请顾到中山大学。为不致刺激鲁迅，傅先让顾到外地购书，暂缓到校。鲁迅闻之，即提出辞呈。傅斯年为鲁迅大闹而感委屈，到教务长朱家骅那里痛哭失声，然后和顾颉刚一起提出辞呈。校方深感为难之际，学生表态三位学者都要留下。朱家骅只好硬着头皮，在三人间斡旋。鲁迅毫不退让。
从1927年5月30日鲁迅致章廷谦的信中，我们才知道，鲁迅之绝不与“红鼻”（顾颉刚）为伍，系鲁迅视顾为政治仇敌，不共戴天。信中说：
当红鼻到粤之时，正清党发生之际，所以也许有人疑我之滚，和政治有关。实则我之“鼻来我走”（与鼻不两立，大似梅毒菌，真是倒霉之至）之宣言，远在四月初上也。然而顾傅为攻击我起见，当有说我关于政治而走之宣传，闻香港《工商报》，即曾说我因“亲共”而逃避云云，兄所闻之流言，或亦此类也欤。然而“管他妈的”可也……
前天听说中大内部又发生暗潮了，似是邹（鲁）派和朱派之争，也即顾傅辈和别人之争，也即本地人和非本地人之争，学生正在大帖（贴——引者）标语，拥朱驱邹……
本书不愿置评鲁迅所谓“因‘亲共’而逃避”之论，因为没有任何材料证明，鲁迅在1927年有“亲共”的经历。但他对傅斯年和顾颉刚之怨怼，多是猜忌所致。鲁迅眼中的顾颉刚，不仅是“梅毒菌”，还是要迫害他的“清党”人物。而事实是顾颉刚乃一正直博学的学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为两届政协委员、两届人大代表。
至于傅斯年，鲁迅也冤枉了人家。连他自己也在1937年5月15日另一封致章廷谦的信中说：“当红鼻到此时，我便走了；而傅大写其信，给我，说他已有补救法，即使鼻赴京买书，不在校；且宣传于别人。我仍不理，即出校。”傅斯年“大写其信”，想“补救法”挽留鲁迅，何错之有？自己如此偏执，也昭昭。联系鲁迅与很多人的龃龉，并不奇怪。
鲁迅在这封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到北京去买书，也凭空非议：
现已知买书是他们的豫定计划，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因为数至五万元。但鼻系新来人，忽托以这么大事，颇为不妥，所以托词于我之反对，而这是调和办法，则别人便无话可说了。他们的这办法，是我即不辞职，而略有微词，便可以提出的。
鲁迅信中，对傅斯年让顾颉刚去买书，认为是早就预谋的“豫定计划”，而且“实是鼻们的一批大生意”。事实是，傅托购书很有经验的顾代中山大学买书，是为充实学校图书馆之举，迄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傅、顾在此谋取私利，贪赃枉法。写信臆断人家谋私，遭到诟病的却是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鲁迅。
后来，傅斯年与顾颉刚也反目，那是因为顾喜独立研究，不愿在中山大学担任行政职务，未经与傅斯年沟通即离开中山大学到燕京大学任教。傅对此忘恩负义之举，大为火光，二人大吵一场。
文人间常闹矛盾，除了“文人相轻”以外，大都是脾气秉性之别引起，门户之见过重反目的亦有，但罗织罪名构陷他人的分道扬镳，不太多。中国受儒文化熏陶，文人大多爱惜自己的羽毛和操守。
“谬承遗命倍伤神”——文化传统呵护人陈寅恪
世人多把陈寅恪之“恪”字，读作“què”，说是因陈氏原居福建上杭，属客家人，当地读“恪”作“què”。据《守护语林》考证，上杭的客家话里，根本无“q”这个声母，“què”应为粤语的“恪”的发音。陈寅恪本人在成都燕大授课时，曾亲口对人说：“我的名字念‘客’。”有人曾问陈寅恪，既然你自己将“恪”读成“kè”，而世人却读成“què”，你为何不予以纠正呢？陈笑着反问：“有这个必要吗？”于是，世人误读至今。其实，陈寅恪不改“恪”之读音，乃有出处，《辞海》载：
恪（kè课，旧读què却），谨慎，恭敬。《诗·商颂·那》：“执事有恪。”《新唐书·崔元综传》：“性恪慎，坐政事堂，束带，终日不休偃。”其言“旧读què却”，可能另有原因。故读恪为“kè”与“què”无对错。
民国二十四年（1935），在燕京大学研究院读研究生的周一良，听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开魏晋南北朝史课，便慕名去清华偷听。当时，陈寅恪已在北平各大院校声名远播，其博学和人品深受推崇。人们都知道，1932年夏，清华大学举行入学考试，中文系代主任刘文典找到陈寅恪，请他出国文考试题。
陈寅恪很快将作文题“梦游清华园记”拟出，外加对对子：“孙行者”“少小离家老大还”等；二三年级转校生有“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等；研究生试题中的对对子，是“墨西哥”。
考生学养和临场状态不同，作文有好差之分，但对对子则五花八门，让评卷者大出意外。对“孙行者”者，有以“猪八戒”“唐三藏”“牛魔王”对之。更有不满者，怒对“王八蛋”。当然也有以“祖冲之”对“孙行者”，以“人比黄花瘦”对“情如碧海深”者。陈寅恪见之，不禁击掌赞叹。原本，“孙行者”的答案是“胡适之”，“盖猢（胡）狲（孙）及猿猴，而‘行者’与‘适之’意义音韵皆可相对”。考生中，周祖谟、张政琅等正是以“胡适之”相对。此次考试，在教育界成一时佳话。
但是，也有人大不以为然，刘叔雅等群起攻之，认为此等考试是开历史倒车。陈寅恪不得不在《学衡》杂志发表《与刘叔雅论国文试题书》一文，指出这么考，乃考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及其应用；能否分别平仄声；知考生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知思想条理如何。这是以最简单的方法测验应试者的基本功。言之有理，质疑之声渐息。
正因如此，慕其大名，北平城内的各大学校的师生，成群结队，出西直门，过海淀镇，或骑车，或雇驴脚，或步行，到三十里外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为当时北平的别样风景。见衣着讲究的路人，络绎不绝地在古驿道上出现，强盗闻风而劝，企图拦路抢劫。但师生结伴而行，前去“聆听陈寅恪上课时那如同天幕传过来的梵音绝唱”，贼人也不忍下手。
周一良常听陈寅恪表弟俞大纲（其妹嫁给傅斯年）谈到陈寅恪，夸他学问博而精，于魏晋隋唐史学方面的造诣尤深。于是，周一良从燕京未名湖畔，到近在咫尺的水木清华去偷听陈寅恪的课。同往的还有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余逊、劳干。
周一良回忆：
第一堂课讲石勒，提出他可能出自昭武九姓的石国，以及有关各种问题，旁征博引，论证紧凑，环环相扣。我闻所未闻，犹如眼前放一异彩，常常为之所吸引。
周一良与余逊、劳干听罢，甚是钦服。三个京剧票友，都说像看了当时名角武生杨小楼的拿手好戏一般，连呼“过瘾”。从此，偷听陈寅恪的课，成了他们的必修课。
周一良原在燕京大学师从洪业（煨莲）教授，听他讲历史方法课，觉得受益匪浅。对洪业教授所说，只要掌握了历史之“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如”之“五何”，“你就掌握了历史”的教导一直牢记于心。今又听陈寅恪的课，懂得讲问题不仅细致周密地考证出某事之“然”，而且常常讲出其“所以然”，听起来有深度，有说服力。他认为陈寅恪补充了洪业教授的“五何”之论，即“为何”。有“六何”之法在手，便开通了进入历史的通道。
后劳干回忆：
在陈先生未曾上课以前，同学们已经知道陈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上课以后大家因为注意的关系，每一个人印象都很深。此时方在初春，余寒未尽。陈先生穿的厚袍加上马褂，携着一大包书，用橙黄的包袱包着。清瘦的面庞夹着神情奕奕的目光，给人一个清晰的联想，想到这位盖世的奇才……寅恪先生身材瘦削，并且也不高大；加上了具有神采的双目和高耸的鼻子，的确有些像“甘地型”的人物。
陈寅恪留学欧美十多年，其学识渊博，为中外学人称颂，而其装束如乡间只知“子曰”“诗云”的老私塾先生。但就是一位这样的老人，在课堂“恒闭目而思，端坐而讲，奋笔而书”，所举史料详记卷数、页数，反复论证。所论者皆关宏旨，绝无游词，每课皆自立己说，非好奇之异，目的实只在求真。
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中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此通儒也。”陈寅恪自然是大儒，而他的学问在于研究历史，与庙堂无关。章太炎通儒也，然恃才傲物，过于狂傲。陈寅恪则谦虚谨慎，他的学问到底有多大，世人无有说清楚者。陈寅恪也从未将所学炫耀于人。仅举几例。
游学欧、美、日，陈寅恪以博学闻名天下。与陈寅恪同时代的友人罗家伦评论他：“寅恪从哲学、史学、文字学、佛经翻译，大致归宿到唐史与中亚西亚研究，又供他参考应用的有十六七种语言文字，为由博到精最成功者。”
在清华，梁启超先生讲某一问题时，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是：“你们去问陈先生。”
20世纪30年代，有一次，陈寅恪在讲到当时流行的学说时，这位曾多年留学德国的老人，笑着说：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两派学说，其实《孟子》中“食色，性也”四个字已足以概括了。听过这堂课的学生卞慧新回忆：“不佞体会，先生既轻视又肯定两派之说，只是认为两派各得真理之半，没有必要过分张皇强调。”据陈寅恪自己说：“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我立刻到图书馆借阅《资本论》。”这样算起来，陈寅恪可能是中国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
陈寅恪为我们的文化留下了多少财富？无法估计。
仅粗略地统计，陈寅恪在20世纪的中国学界，给历史学、宗教学、语言学、考据学、文化学及中国古典文学等领域留下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其中一些领域的研究，极具开拓性意义。
冯友兰在《怀念陈寅恪先生》一文中，对他留下的文化财富，做了这样客观与公允的概括：
中国封建的历史学，大都是大人物纪传的总集和一些“断烂朝报”的汇编。寅恪先生用近代史学的方法，研究他所掌握的丰富史料，使中国的历史学远远超过封建时代水平，他是中国近代史学的创始人或其中极少数人之一。
陆键东先生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中纵览他的一生时说，他那并不平坦的一生，“泛溢着一种博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情怀。它不仅使陈寅恪的生命过程从始到终弥漫着一种文化意绪，这还因为陈寅恪文化生命的巨大魅力，而令经受了20世纪数次社会重大变革的当世知识分子（以及后世学人），在以历史的理性回首这一段文化的历史进程时，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学人之‘根’所原有的位置。中国传统文化在20世纪因了陈寅恪的存在，增添了一段十分感人的传奇”。
传统的中国文人，特别是民国初期的大师们，大凡有才学者，或狂傲，或峻急，或狂戾，或伐异，或恶札，或癖怪，或疯癫。而陈寅恪虽博学，却虚怀、诤友、清洁。
陈寅恪十三岁留学日本，在东京弘文学院就读。与也在那里求学的鲁迅是同学。
查1915年4月6日鲁迅日记，记曰：
晴，大风。上午得二弟信又一明信片，并二日发。赠陈寅恪《域外小说》第一、第二集，《炭画》各一册，齐寿山《炭画》一册。
陈寅恪与鲁迅即为同学，当有交往。但鲁迅除在这篇日记中，提到陈寅恪外，似再无涉笔。而陈寅恪的文字中，干脆不提鲁迅。
陈寅恪晚年这样解释他不与鲁迅交往的缘由：鲁迅的名气越来越大，最后以“民族魂”的大旗覆棺盖椁，继而成为“先知先觉”和“全知全觉”的圣人，他怕言此事，被国人误以为自己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成为“谬托知己”的“无聊之徒”，“是非蜂起，既以自衒，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
陈寅恪的表白没有涉及自1915年相识至鲁迅晚年二十年间的交往经历，而只谈鲁迅晚年以及过世后，这背后藏有深意，其间的不屑和嘲讽，世人是看得清的。一生都不愿谈鲁迅的，还有一位大师，便是如同陈寅恪一样灵魂高洁的钱锺书先生。
陈寅恪与王国维是好朋友。王国维沉湖之前的最后一夜，是先到老友陈寅恪家小坐，翌日自沉于颐和园鱼藻轩前的昆明湖。晚上，清华同人及学生手执素灯，移王国维灵柩到清华南成府的刚秉庙停灵设祭。陈寅恪身着长袍，行旧式跪拜大礼，在洋化了的清华大学，殊为奇观，吴宓及研究院学生，也仿效陈寅恪，以旧式祭奠之礼，长跪王国维灵前。
陈寅恪挽王国维曰：
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山残水，留于累臣共一死；
五千卷牙签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
在鲁迅发表《谈所谓“大内档案”》，称王国维是“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时，陈寅恪在《挽王静安先生》一文中，认为王国维自沉是“殉清”，又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提出王国维“殉文化”说。他再在《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重申以一死见“独立自由之意志”之旨。他认为王国维自沉昆明湖的原因是：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两年以后，清华研究院同人，请陈寅恪为王国维撰写碑文。陈寅恪为故友写的碑文是：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固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一以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与胡适的关系，也可一提。
对陈寅恪的博学，胡适是有体会的。当年，胡适花费很大力气，写了《陶弘景的真诰考》。得出《真诰》抄袭《四十二章经》的结论，沉醉于“发千余年未发之覆”之愉悦。但傅斯年告诉他，陈寅恪早就说过《朱子语类》中，曾经指出《真诰》有抄袭《四十二章经》之处。胡适找来这部南宋朱熹讲学语录一百四十卷之《朱子语类》的“老氏”“释氏”两卷来查看，果然如是。心中便对陈寅恪有了深刻印象。
解放军进入北平之前，北平经济衰退，社会动乱，物价飞涨，民生凋敝。即便陈寅恪这样的大学教授，也穷得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陈寅恪的学生季羡林将老师的窘境告诉了胡适。胡适闻之，马上决定赠一笔大数目美元给陈寅恪。陈寅恪很感动，表示愿将自己所藏图书让与胡适，以抵巨款。胡适婉言拒绝。后季羡林以北京大学的名义购买老师的珍藏书籍，借胡适的汽车从陈家拉走一车。据说，陈寅恪只收两千美元。而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价值就远远超过这个数。其实，是为了方便北大研究东方语言的年轻学者使用，陈寅恪借机将这些珍贵的藏书交付北京大学。
1948年年底，解放军解放北平时，国民党开始“抢救学人”的计划。胡适托邓广铭转告陈寅恪，南京政府已派专机抵达北平南苑机场，拟接胡适、陈寅恪等著名学者去台湾。陈寅恪对邓广铭说：“走。前许多天，陈雪屏曾专机来接我。他是国民党的官僚，坐的是国民党的飞机，我绝不跟他走！现在跟胡先生一起走，我心安理得。”
陈寅恪与胡适同乘飞机离开北平，中途决定不去台湾，这是胡适不曾料到的。学人间相互理解，胡适尊重陈寅恪的选择，陈寅恪也尊重胡适的选择。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说过：“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陈寅恪一生都坚守这一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经两次掀起批判胡适的运动。胡适的弟子和故旧们为自保纷纷写文章清算胡适思想，争先恐后地与他划清界限，连胡适的儿子也参与批判父亲的运动，最后在政治高压之下，精神分裂，抑郁而死。陈寅恪非但不参加批判胡适的运动，反而冷眼道：“一犬吠影，十犬吠声。”
陈寅恪在1934年写的《王静安先生遗书序》，是给后世留下的一个绝响，也是陈寅恪为自己写下的“墓志铭”：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
《民国清流》第四卷描写文人抗战时，将叙述陈寅恪大师的家国情怀。
“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
——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批评家梁实秋
梁实秋于1932年夏，应邀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主任。
1930年，在校长杨振声的力邀下，他与闻一多到山东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兼山东大学图书馆馆长。同年12月，他受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译委会主任胡适力请，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全集》。原计划用五年至十年翻译完这部巨著。译者共五人，由闻一多牵头负责，另外四位是梁实秋、徐志摩、陈源和叶公超。
但世事难料，诗人徐志摩乘飞机飞往北平途中空难逝世，闻一多不践承诺，兴趣转向研究古典文学，叶公超到官场当差，陈源南下武汉大学，后又去欧洲。五人合译作古，老实的梁实秋深知翻译莎翁全集意义重大，遂一个人独自承担此大任。
实际上，直到1967年，耗去人生最好年华的三十八个春秋，三十七部四十册，共计三百万字的《莎士比亚全集》才最后译完，由台湾远东图书出版公司出版。是年8月6日，举行了盛大酒会，庆祝这一世纪工程。人们赞曰：“梁先生替中国文艺界新添了一大笔精神财富。”从此，人们称梁实秋为“莎士比亚传人”。
梁实秋虽以个人之力，独自完成浩瀚的工程《莎士比亚全集》的翻译，却是以文艺批评家的身份登上中国现代文坛的。
冰心在燕京大学读书时，在《晨报副刊》发表新诗《繁星》《春水》，风靡北京校园。在清华求学的梁实秋，偏偏写了一篇批评文章，认为冰心这些小诗虽清新隽永，但情感湮没于理性，缺乏奔放的热情，只是受印度诗人泰戈尔的影响而已。这显示了梁实秋作为文艺批评家的天赋。
1921年3月，他与顾一樵等人组织“小说研究会”，后扩大成“清华文学社”，闻一多、朱湘、孙大雨等皆为社员。翌年，与闻一多合著《冬夜草儿评论》，并在《创造周报》和《创造》季刊发表作品。1923年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研究院，师从白璧德，接受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和古典主义融合，形成了梁实秋坚持的以人性论为标识的理论核心。1926年，梁实秋回国后，先后在南京东南大学、上海暨南大学、北京大学执教，主要讲西洋文学批评史。
1928年，在上海，梁实秋参加了“新月派”。围绕“文学与阶级性”等问题，太阳社、创造社与鲁迅展开大论争时，梁实秋参加了论战。在论战中，太阳社、创造社诸革命作家缺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武装，鲁迅也刚刚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他们之间的论战又受到党内占主导地位的“左倾”思潮的影响，于是几成一场是非难辨的混战。相比之下，梁实秋的略带保守和清教色彩的新人文主义批评理论及倾向古典主义的文艺批评，显示出一种反文学主潮的作用，但又不乏对主潮缺失的针砭，是论战中的一道彩虹。
梁实秋对古典主义审美方式的推崇及所提倡的健全的人性表现等，与“新月派”的艺术追求不谋而合。但对于非主流的、带自由主义色彩的文学流脉来说，梁实秋的理论一直坚持着，而且具有一定的影响。时至今日，仍有积极意义。
梁实秋自回国后，一直集中精力研究西方文学批评史，从而建立了自己的古典主义的道德批评意识与审美理想。研究这时期他写的《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及《文艺批评》等著作，会发现他在对西方文论做全面研究后，试图建立自己的文论体系。在他看来，他的老师白璧德提出的“二元人性论”，实际上包含善恶二元，放纵欲望就产生恶，以理智约束欲望则导向善。人性永远贯穿着与生俱来的、原始的善与恶的冲突，于是社会就产生善恶之争。因此，梁实秋十分赞赏老师白璧德提倡的新人文主义，清醒地意识到人性二元特点，坚信只有发扬与依持传统的健全的人文精神与伦理道德，来对人性进行约束引导，才能解决物化所带来的精神沦丧的社会危机。梁实秋认为，中国儒家的伦理，可与新人文主义共融，以形成文学领域的节制与均衡，进而消弭“五四”以来的激进的思潮（《关于白璧德先生及其思想》）。
梁实秋是“五四”以来比较清醒的文论家。他认为五四运动出于思想启蒙的需要进行反孔倒儒是过激的，儒文化被无端否定，放纵了人性恶的一面，社会人心失去理性制衡。故梁实秋对全盘西化、失去传统的五四运动，特别是对新文学运动采取基本否定态度。梁实秋认为“文学发于人性，基于人性，亦止于人性”，文学的目的是“表现出普遍的固定的人性”。只有如此，文学才有永恒的价值，才有益于引导理性，有助于“人性的完善”。
我们不妨将创造社最具代表性的理论家成仿吾与新月社的梁实秋二人的文艺观相比较。成仿吾先生主张文学的“自我表现”说，也非他所发明，不过是照搬法国现代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居友与德国艺术史家格罗塞的理论。到1926年，成仿吾就转而对先前的“表现说”进行了理论反省，确信文学的“工具论”和“宣传论”。1928年，社会变得空前政治化，又受制于当时党内的“左倾”路线，中国的“革命文学”实际上变成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一部分。成仿吾等人的文艺批评生吞活剥苏联及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理论，主张文学应图解生活、图解政治观念，把文学与政治画上等号，使文学沦为宣传工具，并由此导向彻底抛弃文学遗产，以政治批评取代文学批评，对文学“同路人”大肆挞伐，唯我独尊。接着，他们又照搬日本共产党福田和夫的“左倾”分裂路线衣钵，提出文学队伍应该重新按阶级属性画线排队。
梁实秋对“五四”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的批评，振聋发聩，极具眼光和价值，与一批自称革命作家者的狂妄而幼稚、激烈而苍白的认识，形成鲜明的对比。
梁实秋批评新文学运动全然丢弃传统，盲目西化；太重表现“情感的推崇”，“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滥情表达，创作粗糙，少有隽永精美之作”；文本上追求独创，内容却轻浅，多是浮薄的印象或零星的感触，“将自己的怪癖的变态极力扩展”，“实则脱离了人性的中心”。
或许梁实秋的上述观点有些片面，但即便今天看来，梁实秋仍不失是一位很有理论素养、富有个性的严肃的文学理论家。他对新文化运动所做的有相当理论自觉性的总结和评判，其中又不无深刻的反思，如果考虑到他的苛严的批评对现代文学主潮的缺失又确有某些针砭作用，那么这在现代批评发展的整体格局中又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互补”（《中国文学通史》）。
在青岛山东大学任教时，作为“酒中八仙”之一，梁实秋沉于酒之乐。
有一次，胡适到山东大学来演讲。晚上自然有海鲜，有美酒。梁实秋、闻一多当然要以美酒招待胡适。胡适忙把太太为他刻制的“戒酒”二字的戒指亮出来，以求免战。闻一多笑曰：“不要忘记，山东本是出拳匪的地方。”胡适等大笑不止。
不久，胡适给梁实秋写信道：“看你们喝酒的样子，就知道青岛不宜久居，还是到北平来吧。”
九一八事变以后，青岛山东大学也发生风潮。梁实秋便返回北平，到北京大学担任外文系系主任，一面照料年迈的老父，一面主编《北平晨报》副刊。
1936年，三十四岁的梁实秋与二十七岁的李长之相识。二人相识缘于文字之交。1935年，梁实秋发表了《偏见集》。不久，《国闻周报》即发表了一篇文章《梁实秋著〈偏见集〉》。闻一多见到后，写信告诉梁实秋，说是清华一位刚毕业的学生写的，颇有些见地。
梁实秋读到《梁实秋著〈偏见集〉》一文，文中批评《偏见集》的短处曰：“伦理的立场太过，而哲学意味的美学的兴味还太少。”还指出，“一个批评家却是宁当重在后一个方面的”。文章条分缕析，目光锐利，文笔明晰。梁实秋甚是高兴，便写信与李长之联络。后来，梁实秋告诉李长之，他是第一个看穿他作品缺点的人。
一次，梁实秋与朱光潜就美学问题发生了争论。李长之在梁实秋主编的《北平晨报》副刊上发表《我对美学和文艺批评的关系的看法》一文，态度鲜明地支持朱光潜，称“宁近于朱先生”，并且说：“一，美学原理可以应用到文学上去；二，文学的美不限定在文字的音、色；三，美、善不当侧重，倘若侧重，我宁重美。”梁实秋读之，更加赞赏李长之对自己文艺观的坚持，从此引为知己。
梁实秋的理论来自美国的白璧德，所持乃古典主义立场；李长之的理论源自德国古典文艺美学，持浪漫主义态度。这两种理论，有同有异有交叉。比如对待五四新文化运动所持的态度，梁批评新文学运动是“浪漫的混乱”，李则认为新文学运动是启蒙运动，说它“有破坏而无建设，有现实而无理想，有清浅的理智而无深厚的情感”。在与左翼作家和批评家争论时，梁实秋用人性论与他们的非马克思之阶级论相对立，而李长之也斥左翼为“浅妄”，根本不配称批评家。在当时几乎清一色的左翼声音鼓噪中，他的见识和发声，不啻空谷足音，与梁实秋彼此相惜，微笑面对。
要知道，这两位惺惺相惜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家，一个是社会名流、北大名教授，一个只是初出茅庐、崭露头角的穷学生。而梁实秋视李长之为知己，学术上相呼应，经济上总是出手相助穷困的李长之，这在当时文坛上也传为佳话。
1936年，梁实秋主编《北平晨报》副刊时，给李长之发过许多文章，如《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等，皆是李长之化名发表。后来，梁实秋编《自由评论》时，几乎每期都给李长之留版面，可让李长之每期拿到二十大洋的稿酬，以解其拮据生活，即便未写出稿件，也可预支稿费。
李长之的自传体回忆录《社会与时代》，就是在梁实秋的支持下，发表在《自由评论》上的，梁实秋亲自热情写《编者后记》向读者推荐说，这篇自传体回忆录是“一个青年的诚实坦白的自述，是难能可贵的”。
多年后，李长之对梁实秋给予的鼎力帮助念念不忘。他曾忘情地对女儿说，旧社会的知识分子帮助人，是很热情体贴的，不是直接送钱接济，而是让你通过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得到它。这样既让你渡过难关，又让你很自尊体面，梁实秋先生就是这样帮助我的。
《自由评论》经常发表李长之文章的同时，梁实秋又将李长之推荐到中华教育基金会做德文翻译，遂有《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康德著）翻译出来。
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是不讲哥们儿义气和帮派意识的，他们彼此尊重各自的文学批评的独立观点和品格，也不去影响对方的政治立场。梁实秋曾劝李长之加入他所在的民社党，李长之明确拒绝。一次，张君劢请梁实秋代请李长之见见面，李长之断然不见，这些非但没有影响梁实秋与李长之的友谊，反而让梁实秋更加尊敬李长之的独立人格。
命运常常弄人，梁实秋与李长之彼此真心相待，一直亲密无间，但是他们间的合作却往往有头无尾，有命无运。比如，梁实秋主编《自由评论》，他为了帮李长之糊口，常约他写稿。李长之潜心创作，其稿往往占去《自由评论》近一半，但后来难以再像过去那样源源不断地为《自由评论》提供稿件。《自由评论》成了无米之炊，不得不寿终正寝。更吊诡的是，李长之用心翻译的康德《关于优美感与壮美感的考察》一文，因主持者关琪相不满意而无法出版，李长之的心血付诸东流。
1945年，抗战面临胜利。王云五想由商务印书馆编一套中小学课本，在全国发行。王云五约梁实秋具体操办此事。梁实秋约冰心编撰此套课本，一个月后，冰心退回预支的稿费，表示编不出来，决定退出。梁实秋想到李长之，李长之痛快应允。几个月后，李长之完成了厚厚的八册书稿。可惜交上去，商务印书馆并未出版。
梁实秋是一位自由主义作家，他除了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还不断地发表政治时评，曾在《新月》《独立评论》《自由评论》等报刊发表文章，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独裁专政，呼吁自由、民主、人权。同时，如上所述，他也批评“普罗文学”，反对从苏联和日本引进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反对左联推行的“左倾”文艺路线。
抗日战争爆发前，他不再批评国民党和蒋介石。他在《秋实杂忆·华北视察散记》中说：
对政治我一向有兴趣，可是自从抗战军兴我就不曾继续写过政治批评的文字，理由很简单，现在是一致对外的时候。
何怀硕证实梁实秋的上述说法属实，他在《怅望千秋一洒泪》（见陈子善编：《回忆梁实秋》，吉林文史出版社）中说：
抗战起，实秋先生就不再写政治批评了。他读了我今年4月20日在《中国时报》所写的《另一个中国人的看法》之后，甚为称赞，并说：“我知道你还有很多话没有写出来。你对国是的意见，我很赞同。从前地方官吏丢了一个城市是死罪，现在一国丢了，没人负责……我早已不谈国是，孔子家语说：君子或行或藏，或藏或默。我属默者，哈哈……”
1937年6月，为了应对日本法西斯灭亡中国的罪恶勾当，由国民党中枢筹划，蒋介石、汪精卫联名拟在庐山召开“庐山谈话会”。
梁实秋从北平市市长秦德纯手中，收到蒋、汪的请柬，决定应邀上庐山开会。
7月6日，梁实秋先到武汉。咨询机构国民参政会在汉口成立，由民社党主席张君劢推荐，梁实秋被选为国民参政会议参政员，并参加第一届国民参政会。就在此会召开前，傅斯年、梁实秋想在开会时，提出弹劾孔祥熙案。但遭到中共代表吴玉章的反对。理由是抗战即将开始，中共支持蒋抗战，孔虽无能，却不能倒孔以扰蒋全力抗战。此举作罢，后有人说梁实秋倒孔，实际支持汪精卫。甚至至今还有人说，梁实秋在抗战初，是拥汪精卫主和的。而梁实秋在《抗战时的我》中却说，在国民参政会上，他“曾联合马君武、傅斯年、罗隆基条陈国是，抨击权贵，虽然书生之见，未必有当，但是已经代表舆论，略尽言责”。
9日，在庐山，蒋介石下午邀请茶话，包括胡适、梁实秋在内的近三百名文化界、教育界名流参加了茶话会。16日，蒋、汪宴请出席“谈话会”的人士，胡适代表致辞。
有人现在仍据梁实秋的《弱国无外交》证明他拥汪主和。这里可引几句梁实秋的重要言辞，供读者鉴别：
我们中国就是一个弱国，比阿比西尼亚还弱的弱国。我们不配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更不配说什么“扶助世界上之弱小民族”，尤其不配梦想“世界大国”。我们应该干干脆脆的承认我们现在是一个弱国。弱国就有弱国的打算。弱国的打算就是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无论什么设施都应该朝这个方向走。
中国落后，是个弱国，这是事实。承认“弱国”，何罪之有？“一面设法图强，一面预防亡国”，不就是抗战只能打持久战的意思？与狂妄自大，自视强国，主张速战速决的论调唱反调，正是清醒之举，错在何处？
还有，1938年12月20日，《再生》杂志发表了张君劢写的《致毛泽东先生一封公开信》，认定梁实秋与张君劢合谋，“妄图给共产党、边区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其就范”，一句话，是“拥蒋反共”，其是非曲直，将在《民国清流》第四卷中阐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