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章 永定门火车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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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定门火车站坐南望北，隔着护城河与陶然亭公园相对。
火车站正面是售票口和出站口。在水泥砖铺就的广场东侧有个七八米宽的夹道，进去是个空场，如果要找进站口和候车室，必须拐到这里才能看见。候车室在空场最里边，门朝东开，门口正对着几棵高大的杨树。刚才，洪衍武就是从这里被值班员轰出来的。
这个火车站其实相当有名，因为它就是后来全国最重要的高铁枢纽——京城南站，只是要到一九八八年，它才会正式更名。和洪衍武记忆里差不多，目前的永定门火车站还是一个落后混乱的老车站，公共设施相当落后。
如若放眼望去，现在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建筑低矮，玻璃肮脏。别说售票窗口只是一排木头小窗户，就连候车室看上去也只是个简易的铁皮大棚，只要站在它的外面就能看到车站里面高高的过站天桥。
另外，不仅广场上的地砖破碎的不少，铁护栏的油漆也差不多都剥落了。周边的砖墙上，更有不少地方存在着坍塌和缺砖少瓦的现象。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破砖墙的墙面上目前仍残存着不少“运动”时期的遗迹。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不知是因为经历太多的风吹雨打，还是被人当废纸的偷偷撕下，大部分已然残破，被风吹得烈烈而动。而且除了这些，广场上还任凭旅客们随心所欲地蹲坐躺卧、乱扔垃圾，而无人干涉。
没人愿意相信这么混乱的地儿就在距天安门不足十公里的地方。但其实，这种客观状况一直都存在着。要说起来，这都是因为建设的时候永定门站就被确定为临时车站，而且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间，几乎就没有改造过。
不过，也正是由于永定门站专门发放慢车和临时车，是京城最平民化的车站，所以只有从这里发的车才会在茶淀站停车。
茶淀站其实是个京山铁路上最不入流的三等小车站，简陋得连站台都没有。那里从来不停快车，慢车停靠站的时间也只有两分钟，在那里上下的多是劳教和前去探望的家属。这个小站之所以有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因为附近的“清河农场”。
被称为“清河农场”的劳改队是新社会第一座大型劳改农场，原本是为集训三民党特务创办的。它名字中“清河”二字其实并不是指河，而是指“清清河水涤荡灵魂”之意。“清河农场”其实是最正式的称呼，可就因为往来都要在茶淀车站上下车，所以大家还是把它习惯叫为茶淀劳改队。
一年前，洪衍武就是从这里坐车，被押解到清河农场的。同样的，他也得从茶淀站乘坐这种慢车返京。实际上到昨天为止，他已经在清河农场度过了三百八十八天的时光。
“呜——！”
一声刺耳长鸣，车站里传来嘹亮汽笛声。是老式的蒸汽火车，充满了力量与激情。
洪衍武被震耳的汽笛声惊醒，停止了面对玻璃窗继续发呆。他把解教证明、请假证明和火车票票根通通收好，然后开始清点他的全部家当。
可没想到，一张印着炼钢工人图案的棕红色钞票刚被掏出来，就又让他出了神。
他永远忘不了，这五块钱是老薛队长送他上火车前，硬塞给他的。
老薛队长是茶淀的管教，家里很困难，一家老小全靠老爷子一个人的工资过活。他清楚，为挤出五块钱，老爷子不知要啃多少天的窝头咸菜，所以他绝不肯收。可老薛队长却不容他推辞，说不希望他因为没钱再打别的主意。竟死按住他的手，把钱硬塞给了他。
另外，老薛队长因为怕他路上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还特意提前在“炼钢工人”的左上角，空白较多的地方用笔给他留下了农场的电话号码，“26110——9”。
对这一切，他可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有叫着薛大爷给老薛队长深深鞠了一躬。
或许是可怜他小小年纪竟然被送来和成年人一起劳教，这个好心眼的老头儿在他劳教的一年多里可真没少照顾他。要说实在的，他从不认为薛大爷是警察，那根本就是个好心眼儿老头儿，一个难能可贵，笑眉毛笑眼儿的善心人。薛大爷对他，一点儿也不比一个真正的父亲差。这次解教返京，全因为老薛队长的帮忙，场长才多批了八天的假，给了他长达十五天的探亲假。并且在他回京这一天的早上，也是这位老爷子，像送儿子一样把他送到的车站。
洪衍武还记得，老薛队长送他踏上返京火车时的情景。
3月21日，也就是今天的早上，在火车刚刚停靠的一瞬间，他一个箭步跳了上去。
可在火车开动前，已经陪着他冻了半个多小时的老薛队长，一边打着寒颤，一边还在反复地嘱咐他。“别惹爹妈生气，回去别惹事。学好，长记性。”
一想起这个，洪衍武的眼角就有点湿了，赶紧用手背蹭了一下。
上辈子他是个白眼狼，让老爷子白疼自己了。这回可不介了，他一定听薛大爷的话。
在他的前生，本来这次假期结束后，按照规定，他应该是回到农场就业的。他的户口也会正式落户茶淀，彻底丧失做京城人的资格。
但他上次返京之后，却根本没回家，也没回农场就业，而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两年。就是因为这样选择，才造成了他与父亲两个人的终身遗憾。
而这一次，他绝不会让旧事重演。
洪衍武提溜了下鼻子接着往下数。
这张“炼钢五元”，其实已是他手里最大面额的钞票。此外，他手里剩下的就是些毛票和分币了。
别说，这些票证可是好久没见过了。而在这些钱币中，他瞅着最新鲜的，莫过于那张绿色的五分钱纸币。不要说票面上的军舰图案，就连世上曾存在过这种面额的纸币，他都几乎忘记了。
其实像这种纸质分币共分为三种，一分，二分和五分，它们都属于一九五五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由于第二套人民币大部分已经被回收停止使用，市场上也仅余这种小额的纸质分币尚在正常流通。其实，这种小额分币一直到第三套人民币退出流通市场时也还能见到，不过那时也仅剩下最常见的黄色一分纸币了。
很快，剩下的散币数完了。纸币有三块五毛五分钱，另外就是一毛三分钱的钢蹦儿了。连同五元大票加在一起，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这就是他身上所有的现金。别说，这数儿还挺吉利。
点完了钱还有粮票。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购买食品，但在这个年代，要想购买任何食物，几乎都必须出示粮票，后世有人把粮票形容为“吃饭护照”，也有人叫做“第二货币”。其实粮票的重要远远超过真正的货币，应该叫做“生存护照”“第一货币”才对。要是没粮票，即使有再多的钱，也能把人饿死。这绝对是票证年代的特殊情况。
洪衍武手里的粮票都是茶淀农场发的。虽说农场早出了京城范围，可仍隶属京城劳改局管理，所以所发的票证也都是京城粮票，倒是不存在异地不能使用的问题。他在探亲假期内，可全得靠这些票证填肚子。
要说起来，粮票这种不到火柴盒一半大的小纸片，可要比人民币更多种多样。这都是因为当时人们的饮食划分是主食多于副食，副食里又以青菜为主。所以人们肚子没油水，导致了粮食需求量大。而粮食供应里粗粮又多于细粮。所以粮票就变得五花八门起来。以京城为例，这时的供应比例是二成大米，四成白面，四成玉米面，被老百姓们戏称为“二白一黄”。
洪衍武点完的粮票一共是十二斤三两。其中米票一斤半，面票五斤一两，剩下的就都是粗粮票了。除此之外，还另外有一张二两油票，这可不是后世那种给汽车加汽油用的，而是去粮店购买食用油用的。
至于那把旧钥匙……
洪衍武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这俩烟屁股？
去，什么玩意。
洪衍武一抖手，义无反顾弹掉了俩个烟屁，只把半盒火柴揣回了兜里。可刚扔完，他也想起来了。
别说，劳教的时候，他还真有过这种爱好。
原来，那时的洪衍武最喜欢替管教干部打扫办公室，由于积极的态度还受过表扬。可他的目的却并不这么简单，其中的真正缘故是因为盯上了簸箕里的烟屁股和干净信纸。为的是把烟头里的烟丝掰出来，制成用手“拧”的“烟卷”，俗称卷“大炮”。
农场不让教养抽烟，洪衍武只有抽这种手工卷成的“大炮”过烟瘾。这事儿没人知道，为了保密他连陈力泉都没告诉。
他也不觉得抽烟头有什么难堪。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好歹比别人没烟抽强。而且通过这事他还了解到，管教干部们把烟头都抽得奇短，这让他比可怜自己还可怜他们。那扔了的俩烟屁，恐怕是他藏在身上的“纪念品”。
总之，他目前的财产已经数清。人民币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粮票合计十二斤三两，二两油票，半盒火柴，一把钥匙……
哦，不对。洪衍武忽然想起身后广场的地上还扔着一个铺盖卷。
他掉头一路找回去，却发现原地只有烟头和纸屑，那又脏又破，油叱麻花的铺盖，此时却居然不见了。
是被扫垃圾的扔了？还是被别人拿走了？这玩意还会有人要？
得，丢就丢了吧。他干脆放弃了寻找。
1977年的京城气候不比后世，楼少车少，也没什么温室效应，三月底还非常寒冷。一阵小风刮过，跟小刀子似的。洪衍武不由打了个寒战，还真有点儿瑟瑟发抖。
他身上并没穿劳改农场的黑色衣裤，棉袄棉裤外面的罩衣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人民装。他的屁股、膝盖、胳膊肘都打着补丁，脚上穿了一双破旧黑色大棉窝，鞋帮已经露了棉花。如果搁三十年后，他这一身打扮绝对是丐帮不外传的法宝，弄不好能混上个六袋弟子，可在这年代却并不引人注意。他站在广场上，如同绿草中的一片叶子，毫不起眼。
这并不奇怪，衣服打补丁在这缺吃少穿的年代太普遍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生活水平。大家都是一样的浸透汗水、打着补丁，所有人一起引领着朴素的潮流。
除此之外，“十年运动”还导致了共和国服装的“一元化”，全国人民都一个样儿。要说服装颜色，几乎全是蓝色（包括青黑色）、军绿色（包括军黄色）灰色这三种“老三色”。服装款式也不过是军便服、干部服、工作服（青年服）这些“老三服”。这些衣服可谓席卷全国，男女通穿。而因为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共和国人民被西方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
或许不少八零后九零后看到这种情景会觉得很土，很可笑。用他们眼光看，京城简直成了一个被乞丐占领了的城市，这年头的人个个全堪比“犀利哥”。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人皆是如此。衣着朴素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无奈。这是大时代的原因，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洪衍武把棉袄捂紧了些，开始左顾右盼，辨识方位，寻找去路。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们骑着自行车，旅客们或是背着行李或是手里提着铺盖，从他身边匆匆而过，每一个人的面容看上去都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
眼前这一切虽然普通，可对他而言却如同梦境。他一想到不久前还身在2012年，又如何能不惶然？如何能不激动？
眼睛里那种湿润的感觉又来了，他不禁想在心中大喊。
1977年！我洪衍武又杀回来了！
可他刚握紧拳头，脑子里又不知怎么冒出一句特煽情的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立刻升起一种冲动，甚至想在满是脏土的地上打个滚儿。好让家乡的土，家乡的地和自己亲近一下。
寒风中，他眼圈红了，鼻子也抽起来，像极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因父亲的责罚而委屈。
此时，一栋早已久别的平房院落，不可避免地从他的心里跳了出来。
福儒里二号东院。
一想到家，他浑身马上荡漾起一阵暖暖的激动。那里有他的亲人们，有还健在的父母和妹妹，还有仍把他当成弟弟的哥哥们，甚至就连陈力泉也还平安地活着。
回家，我要回家。
对，马上回家。
永定门火车站坐南望北，隔着护城河与陶然亭公园相对。
火车站正面是售票口和出站口。在水泥砖铺就的广场东侧有个七八米宽的夹道，进去是个空场，如果要找进站口和候车室，必须拐到这里才能看见。候车室在空场最里边，门朝东开，门口正对着几棵高大的杨树。刚才，洪衍武就是从这里被值班员轰出来的。
这个火车站其实相当有名，因为它就是后来全国最重要的高铁枢纽——京城南站，只是要到一九八八年，它才会正式更名。和洪衍武记忆里差不多，目前的永定门火车站还是一个落后混乱的老车站，公共设施相当落后。
如若放眼望去，现在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火车站建筑低矮，玻璃肮脏。别说售票窗口只是一排木头小窗户，就连候车室看上去也只是个简易的铁皮大棚，只要站在它的外面就能看到车站里面高高的过站天桥。
另外，不仅广场上的地砖破碎的不少，铁护栏的油漆也差不多都剥落了。周边的砖墙上，更有不少地方存在着坍塌和缺砖少瓦的现象。这里还有一个特别的现象，那就是破砖墙的墙面上目前仍残存着不少“运动”时期的遗迹。那些贴在墙上的大字报，不知是因为经历太多的风吹雨打，还是被人当废纸的偷偷撕下，大部分已然残破，被风吹得烈烈而动。而且除了这些，广场上还任凭旅客们随心所欲地蹲坐躺卧、乱扔垃圾，而无人干涉。
没人愿意相信这么混乱的地儿就在距天安门不足十公里的地方。但其实，这种客观状况一直都存在着。要说起来，这都是因为建设的时候永定门站就被确定为临时车站，而且在之后的三十多年间，几乎就没有改造过。
不过，也正是由于永定门站专门发放慢车和临时车，是京城最平民化的车站，所以只有从这里发的车才会在茶淀站停车。
茶淀站其实是个京山铁路上最不入流的三等小车站，简陋得连站台都没有。那里从来不停快车，慢车停靠站的时间也只有两分钟，在那里上下的多是劳教和前去探望的家属。这个小站之所以有存在的意义，完全是因为附近的“清河农场”。
被称为“清河农场”的劳改队是新社会第一座大型劳改农场，原本是为集训三民党特务创办的。它名字中“清河”二字其实并不是指河，而是指“清清河水涤荡灵魂”之意。“清河农场”其实是最正式的称呼，可就因为往来都要在茶淀车站上下车，所以大家还是把它习惯叫为茶淀劳改队。
一年前，洪衍武就是从这里坐车，被押解到清河农场的。同样的，他也得从茶淀站乘坐这种慢车返京。实际上到昨天为止，他已经在清河农场度过了三百八十八天的时光。
“呜——！”
一声刺耳长鸣，车站里传来嘹亮汽笛声。是老式的蒸汽火车，充满了力量与激情。
洪衍武被震耳的汽笛声惊醒，停止了面对玻璃窗继续发呆。他把解教证明、请假证明和火车票票根通通收好，然后开始清点他的全部家当。
可没想到，一张印着炼钢工人图案的棕红色钞票刚被掏出来，就又让他出了神。
他永远忘不了，这五块钱是老薛队长送他上火车前，硬塞给他的。
老薛队长是茶淀的管教，家里很困难，一家老小全靠老爷子一个人的工资过活。他清楚，为挤出五块钱，老爷子不知要啃多少天的窝头咸菜，所以他绝不肯收。可老薛队长却不容他推辞，说不希望他因为没钱再打别的主意。竟死按住他的手，把钱硬塞给了他。
另外，老薛队长因为怕他路上遇到什么解决不了的麻烦，还特意提前在“炼钢工人”的左上角，空白较多的地方用笔给他留下了农场的电话号码，“26110——9”。
对这一切，他可真不知说什么好了，只有叫着薛大爷给老薛队长深深鞠了一躬。
或许是可怜他小小年纪竟然被送来和成年人一起劳教，这个好心眼的老头儿在他劳教的一年多里可真没少照顾他。要说实在的，他从不认为薛大爷是警察，那根本就是个好心眼儿老头儿，一个难能可贵，笑眉毛笑眼儿的善心人。薛大爷对他，一点儿也不比一个真正的父亲差。这次解教返京，全因为老薛队长的帮忙，场长才多批了八天的假，给了他长达十五天的探亲假。并且在他回京这一天的早上，也是这位老爷子，像送儿子一样把他送到的车站。
洪衍武还记得，老薛队长送他踏上返京火车时的情景。
3月21日，也就是今天的早上，在火车刚刚停靠的一瞬间，他一个箭步跳了上去。
可在火车开动前，已经陪着他冻了半个多小时的老薛队长，一边打着寒颤，一边还在反复地嘱咐他。“别惹爹妈生气，回去别惹事。学好，长记性。”
一想起这个，洪衍武的眼角就有点湿了，赶紧用手背蹭了一下。
上辈子他是个白眼狼，让老爷子白疼自己了。这回可不介了，他一定听薛大爷的话。
在他的前生，本来这次假期结束后，按照规定，他应该是回到农场就业的。他的户口也会正式落户茶淀，彻底丧失做京城人的资格。
但他上次返京之后，却根本没回家，也没回农场就业，而是在社会上游荡了两年。就是因为这样选择，才造成了他与父亲两个人的终身遗憾。
而这一次，他绝不会让旧事重演。
洪衍武提溜了下鼻子接着往下数。
这张“炼钢五元”，其实已是他手里最大面额的钞票。此外，他手里剩下的就是些毛票和分币了。
别说，这些票证可是好久没见过了。而在这些钱币中，他瞅着最新鲜的，莫过于那张绿色的五分钱纸币。不要说票面上的军舰图案，就连世上曾存在过这种面额的纸币，他都几乎忘记了。
其实像这种纸质分币共分为三种，一分，二分和五分，它们都属于一九五五年发行的第二套人民币。由于第二套人民币大部分已经被回收停止使用，市场上也仅余这种小额的纸质分币尚在正常流通。其实，这种小额分币一直到第三套人民币退出流通市场时也还能见到，不过那时也仅剩下最常见的黄色一分纸币了。
很快，剩下的散币数完了。纸币有三块五毛五分钱，另外就是一毛三分钱的钢蹦儿了。连同五元大票加在一起，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这就是他身上所有的现金。别说，这数儿还挺吉利。
点完了钱还有粮票。
生活在二十一世纪的人们可以很自由地购买食品，但在这个年代，要想购买任何食物，几乎都必须出示粮票，后世有人把粮票形容为“吃饭护照”，也有人叫做“第二货币”。其实粮票的重要远远超过真正的货币，应该叫做“生存护照”“第一货币”才对。要是没粮票，即使有再多的钱，也能把人饿死。这绝对是票证年代的特殊情况。
洪衍武手里的粮票都是茶淀农场发的。虽说农场早出了京城范围，可仍隶属京城劳改局管理，所以所发的票证也都是京城粮票，倒是不存在异地不能使用的问题。他在探亲假期内，可全得靠这些票证填肚子。
要说起来，粮票这种不到火柴盒一半大的小纸片，可要比人民币更多种多样。这都是因为当时人们的饮食划分是主食多于副食，副食里又以青菜为主。所以人们肚子没油水，导致了粮食需求量大。而粮食供应里粗粮又多于细粮。所以粮票就变得五花八门起来。以京城为例，这时的供应比例是二成大米，四成白面，四成玉米面，被老百姓们戏称为“二白一黄”。
洪衍武点完的粮票一共是十二斤三两。其中米票一斤半，面票五斤一两，剩下的就都是粗粮票了。除此之外，还另外有一张二两油票，这可不是后世那种给汽车加汽油用的，而是去粮店购买食用油用的。
至于那把旧钥匙……
洪衍武还真是想不起来了。
这俩烟屁股？
去，什么玩意。
洪衍武一抖手，义无反顾弹掉了俩个烟屁，只把半盒火柴揣回了兜里。可刚扔完，他也想起来了。
别说，劳教的时候，他还真有过这种爱好。
原来，那时的洪衍武最喜欢替管教干部打扫办公室，由于积极的态度还受过表扬。可他的目的却并不这么简单，其中的真正缘故是因为盯上了簸箕里的烟屁股和干净信纸。为的是把烟头里的烟丝掰出来，制成用手“拧”的“烟卷”，俗称卷“大炮”。
农场不让教养抽烟，洪衍武只有抽这种手工卷成的“大炮”过烟瘾。这事儿没人知道，为了保密他连陈力泉都没告诉。
他也不觉得抽烟头有什么难堪。什么时候办什么事儿，好歹比别人没烟抽强。而且通过这事他还了解到，管教干部们把烟头都抽得奇短，这让他比可怜自己还可怜他们。那扔了的俩烟屁，恐怕是他藏在身上的“纪念品”。
总之，他目前的财产已经数清。人民币一共八块六毛八分钱，粮票合计十二斤三两，二两油票，半盒火柴，一把钥匙……
哦，不对。洪衍武忽然想起身后广场的地上还扔着一个铺盖卷。
他掉头一路找回去，却发现原地只有烟头和纸屑，那又脏又破，油叱麻花的铺盖，此时却居然不见了。
是被扫垃圾的扔了？还是被别人拿走了？这玩意还会有人要？
得，丢就丢了吧。他干脆放弃了寻找。
1977年的京城气候不比后世，楼少车少，也没什么温室效应，三月底还非常寒冷。一阵小风刮过，跟小刀子似的。洪衍武不由打了个寒战，还真有点儿瑟瑟发抖。
他身上并没穿劳改农场的黑色衣裤，棉袄棉裤外面的罩衣是一身洗得发白的人民装。他的屁股、膝盖、胳膊肘都打着补丁，脚上穿了一双破旧黑色大棉窝，鞋帮已经露了棉花。如果搁三十年后，他这一身打扮绝对是丐帮不外传的法宝，弄不好能混上个六袋弟子，可在这年代却并不引人注意。他站在广场上，如同绿草中的一片叶子，毫不起眼。
这并不奇怪，衣服打补丁在这缺吃少穿的年代太普遍了。“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当时的社会就是这种生活水平。大家都是一样的浸透汗水、打着补丁，所有人一起引领着朴素的潮流。
除此之外，“十年运动”还导致了共和国服装的“一元化”，全国人民都一个样儿。要说服装颜色，几乎全是蓝色（包括青黑色）、军绿色（包括军黄色）灰色这三种“老三色”。服装款式也不过是军便服、干部服、工作服（青年服）这些“老三服”。这些衣服可谓席卷全国，男女通穿。而因为这种抹杀个性的政治化服装时尚，共和国人民被西方人讥称为千篇一律的“蓝蚂蚁”。
或许不少八零后九零后看到这种情景会觉得很土，很可笑。用他们眼光看，京城简直成了一个被乞丐占领了的城市，这年头的人个个全堪比“犀利哥”。但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人人皆是如此。衣着朴素是一种荣誉，更是一种无奈。这是大时代的原因，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
洪衍武把棉袄捂紧了些，开始左顾右盼，辨识方位，寻找去路。
这是三十多年前的老火车站，来来往往的人们骑着自行车，旅客们或是背着行李或是手里提着铺盖，从他身边匆匆而过，每一个人的面容看上去都那么遥远又那么亲近。
眼前这一切虽然普通，可对他而言却如同梦境。他一想到不久前还身在2012年，又如何能不惶然？如何能不激动？
眼睛里那种湿润的感觉又来了，他不禁想在心中大喊。
1977年！我洪衍武又杀回来了！
可他刚握紧拳头，脑子里又不知怎么冒出一句特煽情的话。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他立刻升起一种冲动，甚至想在满是脏土的地上打个滚儿。好让家乡的土，家乡的地和自己亲近一下。
寒风中，他眼圈红了，鼻子也抽起来，像极了一个淘气的孩子，在因父亲的责罚而委屈。
此时，一栋早已久别的平房院落，不可避免地从他的心里跳了出来。
福儒里二号东院。
一想到家，他浑身马上荡漾起一阵暖暖的激动。那里有他的亲人们，有还健在的父母和妹妹，还有仍把他当成弟弟的哥哥们，甚至就连陈力泉也还平安地活着。
回家，我要回家。
对，马上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