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一十三章 抗倭大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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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你连对手都不了解，那么你是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的。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火炉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但拥有武士刀，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比上机油还麻烦。
说实在的，如果是现在，在东南沿海如果有几支100人左右，装备轻武器，有一定反装甲能力、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登陆。国家不动员军队去进行围剿，只靠各地的警察和武警进行对抗的话。肯定是一个县城一个县城的被虐。
明朝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主要的兵力重心是放在北方，训练重点应该是大规模的骑兵对抗，这样去和蒙古大兵团作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专门的武装力量去对抗倭寇这种形式的武装。
并不能说倭寇多强，而是当时东南沿海多山的地形，正好适合日本浪人小规模部队的战斗，加上开始明朝又没有合适的应对，加上中央一直没有重视倭患，导致倭寇长期在东南沿海占据优势地位。等到明朝方面真正动员起来以后，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如今就是这种情况，明朝军民对这些“髡头鸟音，赤体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为恐惧，而在异国他乡干坏事，来自日本的倭寇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乱世日本太难混了！看过黑泽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
名义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实权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养着，完全是寄人篱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从足利义满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十一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征夷大将军已经空有名号毫无实权，听任有实力的权臣摆布。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其中的五十三个藩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
大名们强弱分明，强的占据几国率众数万，弱的占据几个村子率众数百，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都不算稀奇。
当时的情况往往是：今天家臣们造反杀了主子，明天却被邻居的大名杀死，后天当胜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儿子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进入了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战乱中，尸骨遍野，无数人流离失所，农民无法安心下田耕种，饥荒当然随之而来。老百姓无路可生，强壮点的当盗贼或者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发源地，日本九州的情况怎样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岛，有肥前、肥后、平户、大隅和萨摩等诸多藩国。如同日本各地一样，九州岛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毛利元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有战争就有失败者，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浪人，怎么办？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流民，怎么办？下海！做海贼！与其在陆地上饥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运气。
除了死里求生，发财梦也是下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当时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导致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都是日本的抢手货，日本不少富商、无赖也打起了做海贼赚取厚利的算盘。不仅仅如此，海贼的背后还有大名的资助和庇护。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贡贸易正常的百余年内，倭寇到中国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因为日本的将军、大名为了保护航路也进行严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才为之大变。
明代，从日本到中国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从平户的“五岛“或萨摩出发，经过大小琉球（冲绳岛和台湾），到达浙江、福建、广东。
当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国，在海上要航行几十天甚至数月，旅途之艰难骇人听闻，我们在中学课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阿倍仲麻吕），就是因遭遇风暴死于回国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们对季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加上船只的制造技术有了发展，从日本出发，如果掌握好风向，只要几天就能顺利到达中国。
《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从能载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载二百余人的大船。
就这样，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贼，满怀对财富的渴望，乘风破浪地向大海彼岸进发--富裕而软弱的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如果你连对手都不了解，那么你是根本不可能战胜对手的。
不管在中国还是日本，只有武士或浪人才装备武士刀，其实谁能带，谁不能带，也没有专门的认证机构来管，真正的原因在于这种管制刀具是很贵的。
武士刀的制作十分复杂，要使用很多种不同的铁和钢料，然后用火炉加热，同时由工匠大力捶打，可谓是千锤百炼，耗时长，纯系手工制造，绝无批量生产。
但拥有武士刀，你就算买得起，也不一定养得起。由于该刀采用铁钢合金制造，容易生锈，所以必须得好好伺候着，隔三差五就要去找人磨刀，使用特制磨刀石，费用很高，每天都要用油擦刀，据说还一定要用植物，比上机油还麻烦。
说实在的，如果是现在，在东南沿海如果有几支100人左右，装备轻武器，有一定反装甲能力、有战斗经验的武装力量登陆。国家不动员军队去进行围剿，只靠各地的警察和武警进行对抗的话。肯定是一个县城一个县城的被虐。
明朝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现在主要的兵力重心是放在北方，训练重点应该是大规模的骑兵对抗，这样去和蒙古大兵团作战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没有专门的武装力量去对抗倭寇这种形式的武装。
并不能说倭寇多强，而是当时东南沿海多山的地形，正好适合日本浪人小规模部队的战斗，加上开始明朝又没有合适的应对，加上中央一直没有重视倭患，导致倭寇长期在东南沿海占据优势地位。等到明朝方面真正动员起来以后，就没有任何优势了!
如今就是这种情况，明朝军民对这些“髡头鸟音，赤体提三尺刀“的剽悍倭寇大为恐惧，而在异国他乡干坏事，来自日本的倭寇也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喝口水都怕老百姓下毒。
乱世日本太难混了！看过黑泽明《七武士》的人想必都对电影中的日本浪人印象深刻：在纷乱的日本战国时代，丧失了家主的武士们犹如丧家的野犬，徘徊在山野荒村，为了饭团就可以用生命战斗。
名义上，日本有天皇，但天皇的实权早已旁落，吃穿用靠幕府养着，完全是寄人篱下的傀儡。幕府也好不到哪去，足利氏建立的室町幕府从足利义满后，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中，1467年连绵十一年的应仁之乱结束后，征夷大将军已经空有名号毫无实权，听任有实力的权臣摆布。
日本全国分为六十八国，其中的五十三个藩国，由大大小小一百四十二个大名占据着。
大名们强弱分明，强的占据几国率众数万，弱的占据几个村子率众数百，为了达到权力的顶峰，整天你争我杀，儿子杀老子、弟弟杀哥哥都不算稀奇。
当时的情况往往是：今天家臣们造反杀了主子，明天却被邻居的大名杀死，后天当胜利的大名回家一看，儿子已经取代了他的位置。
日本进入了毫无纲常道德可言的所谓“下克上“的诸侯争霸时代，整整乱了一百多年。战乱中，尸骨遍野，无数人流离失所，农民无法安心下田耕种，饥荒当然随之而来。老百姓无路可生，强壮点的当盗贼或者参加宗教组织“一揆“造反，羸弱的只有等死。
在倭寇的发源地，日本九州的情况怎样呢？
九州是日本南部的最大岛，有肥前、肥后、平户、大隅和萨摩等诸多藩国。如同日本各地一样，九州岛也是诸雄并立，空前混乱。北边，丰前与筑前的大内氏原本是九州最强的大名，但是遭到家臣陶晴贤的政变灭亡了，而陶晴贤不久被九州之外强大的大名毛利元就所杀。毛利元顺势进入北九州，这就和另一个强藩--丰后的大友氏碰上了。南边，萨摩的岛津氏和大隅的肝付氏在火拼。西边，肥前的龙造寺氏则和少贰氏内乱不休。
有战争就有失败者，在战争中失败、丧失家主的武士成了无米下锅的浪人，怎么办？因战争无法谋生的渔民、流民，怎么办？下海！做海贼！与其在陆地上饥寒而死，不如到海上去撞撞运气。
除了死里求生，发财梦也是下海的另一个重要理由。当时明朝断绝了官方的朝贡交易，导致海盗走私团伙日渐猖獗，中国的生丝、棉布、陶瓷、药品等，都是日本的抢手货，日本不少富商、无赖也打起了做海贼赚取厚利的算盘。不仅仅如此，海贼的背后还有大名的资助和庇护。日本历史学家井上清这样定义“倭寇“：“从十三世纪初开始，九州和濑户内海沿岸富于冒险精神的武士和名主携带同伙，一方面到中国和朝鲜（高丽）进行和平贸易，同时也伺机变为海盗，掠夺沿岸居民。对方称此为倭寇，大为恐怖。“
日本十九世纪著名学者佐藤信渊总结日本海贼的出处说：“从永正、大永时起，伊宁国因岛、久留岛、大岛地方人士，饭田、大岛、河野、胁屋、松岛、村上、北浦各地人士，相继渡海到海外，从事海贼勾当以富家室；并以野岛领主村上图书头为议事之主，各集其所属之浮浪人共三四百人，分乘大小十余艘船，航行大海……剽掠近海诸邑，夺取种种财物器械，以富其家……致四国、九州滨海之诸浪人、渔夫、船夫、无赖等逐渐加入其行列，因而人数日多。后来，其众竟有八九百人或超逾千人者。“
在明日朝贡贸易正常的百余年内，倭寇到中国劫掠的次数并不很多，因为日本的将军、大名为了保护航路也进行严打。在嘉靖中期明日朝贡贸易中断以后，情况才为之大变。
明代，从日本到中国的船，一般都是在三月到五月从平户的“五岛“或萨摩出发，经过大小琉球（冲绳岛和台湾），到达浙江、福建、广东。
当年日本遣唐使的船只到中国，在海上要航行几十天甚至数月，旅途之艰难骇人听闻，我们在中学课本熟悉的著名遣唐留学生晁衡（阿倍仲麻吕），就是因遭遇风暴死于回国的路上。
而到了明代，人们对季风的知识已经日渐丰富，加上船只的制造技术有了发展，从日本出发，如果掌握好风向，只要几天就能顺利到达中国。
《日本图纂》上这样描写当时的日本船：“日本造船与中国异……其船底尖，能破浪，不畏横风、斗风，行使便易，数日即至也。“至于船的大小，从能载二三十人至六七十人不等，也有能载二百余人的大船。
就这样，一群又一群的日本海贼，满怀对财富的渴望，乘风破浪地向大海彼岸进发--富裕而软弱的中国，就是他们的目标。